（五）以“名教”观点评论历史。
    袁宏在《后汉纪·序》中，开章明义地说：“夫史传之兴，所以通古今而笃名教也”。一方面，他强调无为政治，另一方面又强调名教，“尊卑永固而不逾，名教大定而不乱”。[11]二者相辅相成。他用“古之圣王”的无为政治评论最高统治者，要求他们无为、尚简、顺人心等，同时又对臣的行为得失，严格按照“名教”尺度来评判。这后一方面，他做的是很坚决的，连东汉的开国皇帝光武刘秀也没有原谅，曹操、曹丕就更不用说了。与陈寿写《三国志》的躲躲闪闪的笔法相比，足以说明他维护名教的决心和勇气。
    《后汉纪·卷三》写完刘秀即皇帝位，对刘秀有一个批评性的议论：先是论证名教出于自然，接着笔锋一转，说刘秀是在更始政权存在的情况下即皇帝位的。虽然当时三王作乱，使更始的地位摇摇欲坠，但作为臣下，应该率师勤王，而刘秀的做法恰恰相反，所以袁宏评论道：“天斯时也，君以义立。然则更始之起，乘义而动，号令禀乎一人，爵命班乎天下。及定咸阳而临四海，清旧宫而餐宗庙，成为君矣。世祖经略，受节而出，奉辞征伐，臣道足矣。然则三王作乱，勤王之师不至，长安犹存，建武之号已立，虽南面而有天下，以为道未尽也”。
    《后汉纪·卷三十》，在写到曹操的谋士荀彧在曹操欲称帝问题上与曹操有矛盾因而忧惧而死之后，有一评论，他说：“夫假人之器，乘人之权，既而以为己有，不以仁义之心终，亦为君子所耻也”。这个评论是针对曹操的，可以说是严厉斥责。荀彧愧谧魑懿俚闹匾笔浚懿俚摹安灰濉笔乱盗⑾铝撕*
    马功劳，当然也不会逃脱袁宏的笔伐，但他在曹操称帝问题上与操有矛盾，所以也获得袁宏的同情和惋惜：“惜哉！虽名盖天下，而道不合顺，终以忧卒，不殒不与义。故曰非智之难，处智之难；非死之难，处死之难。呜呼！后之君子，默语行藏之际，可不慎乎！”
    后来，曹丕代汉称帝，以“禅让”的形式完成，冠冕堂皇，且云效法上古时尧禅让于舜，舜禅让于禹。袁宏写到这里，又是一个充满激愤的议论：“汉自桓、灵，君道陵迟，朝纲虽替，虐不及民。虽宦竖乘间，窃弄权柄，然人君威尊，未有大去王室，世之忠贤，皆有宁本之心。……然则刘氏之德未泯，忠义之徒未尽，何言其亡也？汉苟未亡，则魏不可取。今以不可取之实，而冒揖让之名；因辅弼之功，而当代德之号，欲比德尧舜，岂不诬哉！”[12]《后汉纪》的最后一句是：“明年，刘备自立为天子”。与上引议论相联系，这句话无异于说：我不承认曹氏政权，我承认的还是刘家的天下。这就把“名教”观念贯彻到《后汉纪》的结尾。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袁宏史论表现的史学思想是相当完整的，已形成自己完整的体系。
    袁宏的史学思想受到玄学的影响，是玄学在史学的折光，其最大特点，就是将道家与儒家思想“统一”起来，“道本儒用”。这既是他学术思想的特点，也是他政治思想的基础。他的“天人合一”理论，“名教即自然”的理论都是儒道揉合的产物。在政治思想上，一方面，他以道家思想为本，主张无为政治即以无为本，尚简易、顺人心；另一方面，又坚持以“名教”的观点维护封建等级制度。“无为政治”与“名教”在他那里是统一的，是其政治思想的两个方面。他的“天人合一”理论，“名教合乎自然”的理论，是对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三纲”论更高层次的归复。他的史学思想，与郭象的玄学一样，达到了那个时代的最高水平。
    注释：
    ①《后汉纪·序）。
    ②、⑨《后汉纪·卷七）。
    ③《庄子·人间世》“臣之事君，义也”注。
    ④、⑤、⑥、⑦、《后汉纪·卷十二》。
    ⑧《庄子·天道》“以此进而抚世”注。
    ⑩《后汉纪·卷十》。
    （11）《后汉纪·卷二十六》。
    （12）《后汉纪·卷三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