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思潮的爱国主义，既承继了中国古代爱国主义的宝贵遗产，又体现了新的历史条件下与古代不同的内涵和时代特色，反映出近代意义民族主义的萌发和古老民族新的觉醒。
    一
    自强论是洋务思潮的主旋律。多年来，人们习惯于把“中体西用”看作是洋务运动的纲领，它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为洋务思潮的核心。事实上“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洋务思潮的一个分纲领。贯通洋务运动始终，构筑洋务思潮框架的主干是“自强图存”，由此而展示洋务思潮的爱国主义特色。
    19世纪50年代中期，清王朝的内忧外患达到前所未有之境地。然而，历史的灾难必定由社会的进步为补偿，进步的标志首先是思想界的觉悟。国弱民穷、危机重重以其反面效果震醒了一批新官僚和知识分子。就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之际，“自强”之声已不绝于耳。赵树吉首倡“皇上以为抚议为可恃乎？不可恃乎？如知其难恃也，则亦求所以自强之术而已”①。冯桂芬分析中国多方面不如夷，主张采用魏源师夷论，强调“始则师而法之，继则比而齐之，终则驾而上之，自强之道，实在乎是”②。知识分子的呼声被一些实权派官僚所接受，在他们那里发挥，并在统治阶级上层内部散发，成为办洋务的宗旨。参与《北京和约》签订的恭亲王奕多次强调“洋人之向背，莫不以中国之强弱为衡，固非独一日本为然。我能自强，可以彼此相安，潜慑其狡焉思逞之计”③。他主张穷其取胜之术，“如此则御侮有所凭籍，庶国威自振，安内攘外之道不外是矣”④。接着，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丁日昌等洋务官僚不约而同地举起了“自强”的旗号。“自强”以其巨大的凝聚力和感召力，成为19世纪60年代以后中国社会经久不衰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的纲领性口号。
    自强论之产生巨大效应，首先在于它是中国古代爱国主义的延续和发展。自秦汉以来，中华民族即以自己不屈不挠、顽强奋进的民族精神领先于世界文明，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强盛的、大统一的国家形象根深于民族观念之中，奠定了丰厚的爱国主义根基。近代战败的耻辱，使得一大批新兴官僚、知识分子从天朝大国的昏睡中震醒，激发出近代民族色彩的爱国主义观念。洋务论者看到国运不昌、落后挨打的事实，更痛苦反思其根源，清醒地意识到东方古国与西方列强的巨大差距，由差距而师事西洋，由师夷而求奋进，精炼成“自强”的纲领。他们的自强是对历史的承继，更是对现实的正视。与古人不同，他们面对拥有先进武器装备、先进生产方式的敌人，处于落后挨打的地位。在古今一大变局中探索，首次意识到中国的落伍，并勇敢地承认和力图改变这种状况。李鸿章尖锐批评“中国士大夫沉浸于章句小楷之积习，武夫悍卒又多粗蠢而不加细心，以致所用非所学。无事则嗤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惊外国之利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⑤。他坚持在承认自己落后的情况下发愤图强，求得民族振兴，以一种强烈的忧患意识唤醒封建士大夫、官僚，把洋务运动推向纵深。
    在洋务思潮中，完成了由华夷之辨向华洋并举的转变。这一字之差，反映观念的转变。从虚骄走向现实，客观地对待外来文化，体现民族的进步和成熟。王韬指出：“以时局观之，中外通商之举，将与地球相终始矣，此时而曰陟夷攘戎，真腐朽不通事变者也”⑥。以洋代夷、以洋务代夷务，尽管是一种特殊时期的产物，从感情和道德的角度使许多当事人感到难以接受。但它体现的却是一种封建传统精神价值观的动摇。丢掉历史沉积中那些毫无实际意义的转污字样，摆脱夜郎自大的虚骄，客观理智地对待西方民族和文化，无疑是启迪民族觉醒、发愤图强的正确选择。
    问题的关键在于，这种观念的转变伴随着洋务思潮变局观、变法观、自强论，与那种仰人鼻息、崇洋媚外有原则的区别。洋务论者和洋务派并不因为以洋代夷而放弃抗出外来侵略、维护民族利益。他们附诸实际的第一步就是购买、进而制造军火，创办近代企业。由于洋务运动起步于镇压太平天国和第二次鸦片战争，因此，作为封建政权的卫道士，他们不可避免地“近以剿办发逆；远以巡哨重洋”，发挥军火业两种功能。但两者的天平明显地偏向外御。“救时第一要务，盖不重在剿发捻，而重在陆续购买，据为己有，在中华则见惯而不惊，在英法亦渐失其所恃”⑦。作为洋务派首领的奕也强调：“探源之策，在于自强，自强之术，必先练兵。现在抚议虽成，而国威未振，亟宜力图振兴，使该夷顺则可以相安，逆则可以有备，以期经久无患”⑧。镇压太平天国之后，洋务派大张旗鼓兴办近代军事工业，创立海军，无疑都是围绕着御外侮这一主题以求自强。军火业的质量和海军的战斗力显然是大打折扣的，但毕竟从此有了中国的近代民族军火业和近代海军，毕竟是历史的进步，在80-90年代的反侵略战争中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为了民族振兴，洋务思潮对改革封建政治提出了时代的要求，这一点时常为研究者所忽略。60年代，洋务论者都从不同角度提出“变法”主张。李鸿章多次提及政治改革问题，强调“办洋务制洋兵若不变法，而徒鹜空文，绝无实济”⑨。“能自强则先变法与用人”。⑩随着洋务运动的展开，关于政治改革的思路也在洋务思潮中逐渐明朗。1883年，翰林院官员崔国因提出了设议院的主张。强调“议院设而后人才辈出，增饷增兵之制可以次第举行也。”“设议院者，所以因势利导，而为自强之关键也”（11）中法战争前后，洋务官员关于政治改革的主张更为突出。张树声的遗折中几乎一字不漏地引用了郑观应的一段话：“育才于学堂，议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一心，务实而戒虚，谋定而后动，此其体也”（12）。邓华熙批评：“今中华不揣其本而末是求，无学校之真，则学非所用，用非所学；无议院之设，是上下之情隔，粉饰之弊多”（13）。
    显然，洋务思潮关于政治改革的要求，已经逐渐接近改变封建国体这一课题，这也是近代爱国主义发展的必然逻辑。既然要求自强，改变落后挨打的局面，就必须制造枪炮，以武器为开端，以经济的发展为支柱，以政治改革为保障。既然要政治改革，就不可避免地要改变封建政治制度，其内在逻辑关系给洋务思潮铺平了道路。然而，洋务思潮从总体讲并没有突破封建主义本体的主题，加上洋务官僚的特殊地位和身份，时常对政治改革处于一种矛盾的心理状态；受现实的主观条件制约，又不得不成为封建政治的卫道士。这一点，在李鸿章、张之洞等人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