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时构造历史理论遵照的是自然科学的理论准则，从培根到启蒙运动有一种持续不断的传统，它主张研究人的行动与研究自然现象之间不存在明显的区别。”[1]（P169）这一“持续不断的传统”发展到孔德那里，遂变成了影响深远的实证主义。孔德试图在实证主义的基础上，将各个学科统一起来，其中也包括关于人和社会的科学（他称之为社会学）。他说：“实证精神拥有构成我们知性最终统一的自发能力。”[2]（P18）在孔德看来，不论是自然科学，还是关于人或社会的科学，都服从于同样的认识规则--实证原则，只要坚持实证的原则，在事实的基础上不断地积累知识，包括历史学在内的所有社会人文学科，最终都可以发现和自然科学一样的规律。实证主义对西方近代各种学科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史学当然也不例外。柯林武德从历史哲学的角度，就实证主义对近代历史思想的影响作过这样的评论：“实证主义可以定义为是为自然科学而服务的哲学，正如在中世纪，哲学为神学而服务的一样。但是，实证主义者有着他们自己的有关自然科学是什么的见解（是一种颇为浅薄的见解）。他们认为它包括两件事：首先是确定事实，其次是构成规律。事实是被感官知觉所直接确定的。规律是根据归纳法来概括这些事实而构成的。在这一影响之下出现了一种新的历史编纂学，它可以称之为实证主义的历史编纂学。”[3]（P143-144）
    西方近代的实证主义，最早是作为一种科学方法论而被介绍到中国的。严复是系统介绍西方实证主义方法论的第一人。根据自己的理解，严氏把这方法称为“实测内籀之学”。所谓实测，就是以事实观察和实验作为一切知识的出发点和评价标准。在他看来，西方学者“其为学术也，又一一求之实事实理。层垒阶级，以造于至大至精之域，盖寡一事焉可坐论而不可起行者。”[4]（P11）因为在他们看来，“理之诚妄，不可以口舌争，其证存乎事实。”[5]所谓内籀，就是用归纳的方法以求得因果联系：“内籀者，观化察变，见其会通，立为公例者。”他认为，一切知识均来自于对事实的归纳：“公例无往不由内籀，不必形数公例而独不然也。”[6]因此，“明者著论，必以历史发现者为之本基，其间抽取公例，必用内籀归纳之术，而后可存”[4]（P337）。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他认为实证论哲学的精髓就在于，“一理之明，一法之立，必验之物物事事而皆然，然后定之为不易。其所验也贵多，故博大。其收效也必恒，故悠久。其究极也，必道通为一，左右逢源，故高明。方其治之也，成见必不可居，饰词必不可用，不敢丝毫主张，不得稍行武断，必勤必耐，必公必虚，而后有以造其至精之域，践其至实之途。迨夫施之民生日用之间，则据理行术，操必然之券，责未然之效。先天不违，如土委地而已矣。”[4]（P45）
    如果说严复开启了系统介绍西方近代实证论思想的先河，那么王国维则是从实证主义立场来进行新史学建设的先驱。王氏早年曾潜心研究近代西方哲学，尤其是康德和叔本华的哲学。正是在这一研究过程中，他敏锐地发现了西方近代实证论哲学和唯意志论哲学的矛盾，并由此而引发了他“知”与“情”的内在冲突。他说：“哲学上之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余知真理，而余又爱其谬误。伟大之形而上学，高严之伦理学，与纯粹之美学，此吾人所酷嗜也。然求其可信者，则宁在知识论上之实证论，伦理学上之快乐论，与美学上之经验论。知其可信而不能爱，觉其可爱而不能信，此近二三年中最大之烦闷。”[7]在这种强烈的知情冲突中，王氏后来选择了“求其可信者”--“知识论上之实证论”，特别是能求得“事物道理之所以存在之由与其变迁之故”的史学，作为自己的安身立命之业。在他看来，学问本无新旧、中西和有用无用之分，只有门类之别：“今专以知言，则学有三大类，曰科学也，史学也，文学也。凡事物必尽其真，而道理必尽其是，此科学之所有事也。而欲求知识之真与道理之是者，不可不知事物道理之所以存在之由与其变迁之故，此史学之所有事也。若夫知识道理之不能表以议论，而但可表以情感者，与夫不能求诸实地，而但可求诸想像者，此则文学之所有事也。”[8]正因为史学是一门追求“事物道理之所以存在之由与其变迁之故”的学问，所以它必然以求真求是为宗旨，因此，科学研究中的实证论原则--通过实证而确定事实的原则--也同样适用于史学研究。纵观王氏的史学实践，科学实证精神自始至终贯穿其间。他认为，研究历史首先就是确定事实，而事实的确定，应该以事实本身来决之，而不能用其他外在的标准。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吾侪当以事实决事实，而不当以后世之理论决事实，此又今日为学者之所当然也”[8]。王氏的这种治史方法，在一定的程度上继承了清代乾嘉学派的“实事求是”的学术传统，但是在更大的程度上还是借鉴了近代西方的实证主义方法论。
    就在王国维以实证论重建古史的同时，梁启超则开始了从实证论的角度来建设新史学的理论探索。梁启超早在流亡日本期间，就对西方近代的实证论哲学十分关注。1903年前后，他接连发表了多篇有关“西儒学案”的文章，通过梳理培根、霍布斯、笛卡尔、洛克和康德等西方经验论和唯理论哲学家的思想，从而使得他对西方近代实证论思想的源流有着更加深刻的理解。梁氏流亡日本之日，正是实证主义史学在日本风行之时。被视作日本近代新史学元老的坪井九马三、浮田和民等人，也都在此期间推出了介绍西方实证主义史学理论和方法论的著作。一时间，英国史学家弗里曼、德国史学家伯伦汉和法国史学家塞诺博斯等人的史学理论与方法论著作，纷至沓来。从总体上来看，这些人的史学观点并不完全一致，但是他们都毫无例外地严格遵守实证主义的原则，强调史料的搜集、鉴别和整理，并进一步发展了由兰克所建立的一整套考订、辨析史料的“外证”和“外证”方法。耳濡目染之下，使得梁启超对西方实证主义史学的精髓有着更深刻的理解。1922年，梁氏出版了《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注：梁氏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主要以伯伦汉的《史学方法论》为蓝本，故两书在篇章结构方面均有着相似性。如伯书第一章为《史学之概念及本质》，梁书第一章为《史之意义及其范围》；伯书第二、三、四章分别是《方法论》、《史料学》和《考证》，梁书第三、四、五章分别是《史之改造》、《说史料》和《史料之搜集与整理》；伯书第六章为《叙述》，梁书第六章为《史迹之论次》。），首次从理论的高度，系统地表述了以实证论来建设中国历史学学科的构想。在该书中，梁氏从实证主义立场出发，认为“吾侪今日所渴求者，在得一近于客观性质的历史”[9]（P44）。所谓“客观性质的历史”，就是“务持鉴空持平之态度，极忠实以搜集史料，极忠实以叙论之，使恰如其本来。当如格林威尔所云‘画我须是我’”[9]（P46）。实证主义哲学的奠基者孔德认为，人类知识的发展，相继经过三个不同的阶段，即神学的或虚拟的、形而上学的或抽象的，以及科学的或实证阶段。根据这一学说，梁氏划出科学与非科学（神学和玄学）的界限。在他看来，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都以“客观公认之事实为重”，因此它们“罔不恃所能得之资料为其研究对象”。而玄学与神学则正好相反，它们“所致力者在瞑想，在直觉，在信仰”[9]（P52）。因此，要想把历史学建设成为一门科学，首要的问题就是要把史料搞清楚。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史料为史之组织细胞，史料不具或不确，则无复史之可言”[9]（P53）。在该书的第四和第五两章中，他用了大量的笔墨，条分缕析史料的来源、搜集、鉴别和整理工作。如前所述，西方近代的实证论哲学，反映在方法论上就是对事实的归纳和演绎。纵观《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梁氏的用心正在于用归纳的方法，通过对史料的系统搜集与整理，来建设他心目中的“科学”的新史学。正像他后来所说的那样：“现代所谓科学，人人都知道是从归纳研究法产生出，我们要建设新史学，自然也离不开了走这条路。所以我旧著《中国历史研究法》极力提倡这一点，最近所讲演《历史统计学》等篇，也是这一路精神。”[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