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柯林武德在分析西方近代实证主义史学的发展过程时说道：在实证主义的影响下，“历史学家们自己大多数都非常高兴在进行着确定新的事实，可供发现的领域是无穷无尽的，而且他们所要求也就莫过于去挖掘它们了”[3]。实证主义者普遍相信，通过对材料的系统梳理和严格考证，不断地确定新的事实，这样就可以再现全部历史的真相。英国史学家阿克顿甚至认为，只要能够以客观的态度，全面系统地梳理材料，再从真实的材料中确定有关事实，这样写出来的滑铁卢战役，就会使“法国人、英国人、德国人和荷兰人同样都能满意”[20]（P4）。他甚至预言，随着档案的开放，历史学家可以获得“全部的资料”，这样一切历史问题都将“可以解决”，因此“终极的”和“完善的”历史学时代即将到来[21]（P9）。
    与西方的实证主义史学一样，中国近代的实证主义史学也是把搜集和考订史料、确定事实作为历史学的第一要义。无论是梁启超的“史料为史之组织细胞”，还是傅斯年的“近代史学只是史料学”，无论是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抑或是胡适的“科学方法”，他们所强调的核心问题都是史料。胡适的一句口头禅就是“拿证据来”。傅斯年更是强调，“我们反对疏通，我们只是要把材料整理好，则事实自然显明了。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材料之内使他发见无遗，材料之外我们一点也不越过去说”[19]（P177）。正是由于他们的诸多努力，中国近代新史学摆脱了初创时期的简单和粗糙，走上了一条注重实证、反对主观、讲究严格的史料辨证和考订技术的道路，并使得历史学这门古老的学科变成一门近代意义上的科学学科。尽管他们反复强调并一直为之付诸努力的“历史的科学”或“科学的历史学”，主要还局限在历史研究的技术、方法和手段等方面，但是，不容否认的是，严格的史料考订技术、正确的史料整理方法、行之有效的自然科学手段，都是历史学有可能成为一门科学的最基本和最起码的条件。从新史学学科建设的角度来看，实证派史学在史料建设方面的贡献是最为突出的。自王国维“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并取得重大成功之后，新史学在史料建设方面取得了空前的突破。就“纸上之遗文”的角度来看，胡适倡导的“整理国故”的“科学方法”，其主要目的就是要“用历史的方法来尽量扩大研究的范围”，具体说来，“这项历史方法（研究的范围）要包括儒家的群经、儒家以外的诸子，乃至于佛藏道藏--不管他们是正统还是邪门，古诗词与俗歌俚语既同时并重，古文与通俗小说也一视同仁。换言之，凡在中国人民文化演进中占有历史地位的任何形式的（典籍）皆在我们的研究之列”[14]（P206）。就“地下之实物”角度来看，正是由于傅斯年的倡导与组织，具有近代科学性质的考古学，开始产生与发展起来。就“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的角度来看，王国维的成功实践在先，傅斯年的理论总结于后。从“材料愈扩充，学问愈进步”的认识出发，傅氏把研究中国历史的材料范围从本土扩展到异域，特别是关于历史时期中国四裔的史事，如果有周边其他国家的材料可资利用，他认为获得正解的可能性将会大为提高[19]（P192-193）。把史料搜集的范围从文献的全面整理，扩展到科学的考古发掘，再由本土扩展到异域，这些都是中国传统史学所无法比拟的。以安阳殷代遗址为代表的科学考古事业的开展，对明清内阁大库档案材料的系统整理和科学分类，以傅斯年领导的历史语言研究所为主体所开展的一系列近代意义上的田野工作，等等，中国近代史学发展过程中这些具有标志性的成绩，都与实证史学具有内在的关联。
    从历史学学科建设的角度来看，实证主义史学的一切努力，可以用这样一句话来加以概括：使历史学自然科学化，即把历史学建设成为一门像自然科学那样精确、客观和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学问。无论是阿克顿对“终极的”、“完善的”历史学的期待，还是傅斯年要把历史学建设得像生物学、地质学一样的设想，表达的都是同样的意愿。然而，这种愿望永远只能是空中的楼阁。无论史料如何丰富、如何准确无误，无论自然科学所提供的工具多么先进、多么高明，最终都无法把历史学建设成为一门像自然科学意义上的那种科学。因为，首先，相对于人类历史发展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来说，无论凭借如何丰富和准确的史料，也无论借助何等先进的工具，最终只能达成对人类历史的某些方面的认识，而不可能囊括历史的全部内容。建立所谓“终极的”或“完善的”历史学，是根本不可能的。其次，历史认识作为人类自我认识的重要形式之一，像其它任何一种认识活动一样，都离不开认识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发挥。只有充分调动认识主体的主观能动性，深入到历史进程的深层之中，才有可能在纷纭复杂的历史表象背后，发现历史的真相，达成对历史的科学认识。然而，实证主义者借口客观性而否定史家在历史研究过程中的主体性作用，主张“让材料自己说话”，认为“只要把材料整理好，则事实自然显明”，排斥认识过程中一切形式的推理、假设和理论判断。在这种思想指导之下，他们所罗列的材料越丰富，所确定的事实越多，就越是使得作为整体的历史破碎支离。这样，他们“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傅斯年语）所得到的证据，最终也只能算是堆积了一大堆彼此孤立的、零碎而又烦琐的知识而已。正像柯林武德对实证主义史学所作的批评那样：“历史学作为若干个别事实的知识，就逐渐作为一项独立自主的研究而使自己脱离了作为普遍规律的知识的科学。”[3]西方的实证主义史学如此，中国近代的实证主义史学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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