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20世纪20年代初期，随着新文化运动中科学大潮的高涨，实证论开始作为一种科学的方法而受到高度的重视。人们普遍相信，“近代科学之新生，无一非受方法之赐”，“科学之可贵，不在其出品，而在其方法也”[11]。就历史研究而言，所谓科学的方法就是建立在实证论基础之上的“审订史料的方法”。胡适甚至认为，“西洋近百年来史学大进步，大半都由于史料审订的方法更严密了”[12]。许冠三认为，“在20世纪的名学人中，胡适是最先有方法自觉的一位”[13]（P137）。的确，胡氏一生都以倡导“科学方法”自居。从早年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导言》（1918）、《实验主义》、《清代学者治学的方法》）（1919～1921）、《治学方法与材料》（1928），直到中年时代的《考据学的责任与方法》（1946）、《治学方法》（1952）以及晚年的《历史科学方法》（1958）、《中国哲学里的精神与方法》（1960）等，胡氏一生有关方法论的文章，总数当在百万言以上。其实，胡适所讲的“科学方法”，就是实证主义的方法。在胡适看来，所谓科学，就是指“一种思想和知识的法则”，体现在方法论上，就是“考据”、“考证”或“有证据的探讨”，而“有证据的探讨”也正是“一切历史科学（所共用）的治学方法，例如研究历史学、考古学、地质学、古生物学、天文物理学等都是一样的”。历史学与自然科学的区别，不在于方法论的差异，而在于“历史科学里的‘证据’无法复制。历史科学家只有去寻找证据，他们不能（用实验方法）来创制或重造证据”[14]（P187-188）。最能体现胡氏“科学方法”要旨的，便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所谓十字真言，而其核心便是寻求证据的实证原则。胡氏认为，“科学的方法，说起来很简单，只不过‘尊重事实，尊重证据’。在应用上，科学方法就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15]，因为“科学精神在于寻求事实，寻求真理；科学态度在于搁起感情，只认得事实，只跟着证据走”，“没有证据，只可悬而不断；证据不够，只可假设，不可武断，必须等到证据之后，方才奉为定论”，“证据的充分与不充分”，才是“信仰与怀疑的标准”[16]。然而，胡适毕竟又是一位实用主义者。实用主义历史观与实证主义方法论的内在矛盾，使得他时常无法自圆其说。从实证主义的方法论出发，他认为“历史科学”的前提是“证据”，是“材料”；但实用主义的历史观又使得他无法忘情于假设、想像等主观因素。应该承认，在科学研究过程中，假设和想像都是必不可少的。但是，胡适从实用主义的立场出发，把它们抬高到了不适当的高度。在解释“大胆的假设”原则时，他就认为，“假设是愈大胆愈好”，“假设不大胆，不能有新发明”，甚至认为假设也“可以自由产生材料”[15]。关于想像，他解释说：“做历史有两方面：一方面是科学--严格的评判史料，一方面是艺术--大胆的想像力。史料总不会齐全的，往往有一段，无一段，又有一段。那没有史料的一段空缺，就不得不靠史家的想像力来填补了。”[17]如果假设“可以自由产生材料”，如果史家可以通过“想像力”来填补史料的空白，那么，所谓实证原则和“科学精神”又该作何解释呢？
    接过胡适的实证主义旗帜，并竭力把史学研究推向科学化的是傅斯年[18]。在中国近代史学发展史上，傅氏以其“史学本是史科学”的明确主张，为实证主义史学的建立和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写于1928年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可以视为傅氏力图以实证论建立历史科学的宣言。在这篇被许冠三认为“足够令他名垂史林”的文字中[13]（P216），傅氏首次明确地提出“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的观点。根据他的理解，正是以史料学为内容，使得近代史学从根本上区别于传统史学。在他看来，科学意义上的历史学“不是著史”，因为“著史每多多少少带点古世中世的意味，且取伦理学的手段，作文章家的本事”，属于传统史学的范畴；而“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所以近代史学所达到的范域，自地质学以至目下新闻纸”[19]（P174）。傅氏这里所说的“近代史学”，就是指与近代自然科学发展逐渐趋同的实证史学，它之所以具有科学的性质，原因在于它自觉地把历史研究的对象限定在史料学的范围。在他看来，史学的发展主要原因就在于：“一、史的观念之进步，在于由主观的哲学及伦理价值论变做客观的史料学。二、著史的事业之进步，在于由人文的手段，变做如生物学、地质学等一般的事业。三、史学的对象是史料，不是文词，不是伦理，并且不是社会学。史学的工作是整理史料，不是作艺术的建设，不是做疏理的事业，不是去扶持或推倒这个运动或那个主义。”归结为一句话，就是“史学便是史料学”，这也是史学研究中的“中央题目”[19]（P176-183）。
    显然，傅氏“史学便是史料学”的命题，强调的是史料在历史研究过程中的至上性。这一命题意味着只有史料才是史学研究的惟一内容，历史研究的过程也就是史料的发掘与整理的过程。因此，“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客观的处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是使得历史学成为一门科学的关键。为了说明这一点，他从三个方面予以进一步的解释：其一，“凡能直接研究材料，便进步。凡间接的研究前人所研究或前人所创造之系统，而不繁丰细密地参照所包含的事实，便退步。上项正是所谓科学的研究，下项正是所谓书院学究的研究。在自然科学是这样，在语言学和历史学亦何尝不然？”其二，“凡一种学问能扩张他研究的材料便进步，不能的便退步。西洋人作学问不是去读书，是动手动脚到处寻找新材料，随时扩大旧范围，所以这学问才有四方的发展，向上的增高”。其三，“凡一种学问能扩充他作研究时应用的工具的，则进步，不能的则退步。实验学家之相竞如斗宝一般，不得其器，不成其事，语言学和历史学亦复如此。”傅氏所总结的三点，事实上包括两层含义。第一个层次（第一点和第二点）是关于史料，在他看来，既然“近代史学只是史料学”，因此史料问题便成为史学的核心问题，史学的本业正在于“纯就史料以探史实”，通过“客观的处理”史料以寻求历史事实，历史的“客观知识”，只存在于史料之中，“而坚实的事实，只能得之于最下层的史料之中”；“只要把史料整理好，则事实自然明显”。第二个层次（第三点）是关于工具，在他看来，史学的起点在收集史料，而史学的发展则在于扩充新史料和寻求新工具。傅氏所说的工具，主要是指近代自然科学所提供的研究手段和方法。在他看来，“现代的历史研究，已经成了一个各种科学方法之汇聚。地质、地理、考古、生物、气象、天文等学，无一不提供给研究历史问题者之工具”。因此，只要能够做到材料与工具兼备，历史学就能成为一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科学。他说：“世界中无论哪一种历史学要想作科学的研究，只得用同一的方法，所以这学问断不以国别成逻辑的分别，不过是因地域的方便成分工。”言外之意，“科学的”历史学可以超越国家的界限，能够成为全人类共同的普遍的知识体系。他满怀信心地展望，只要能够在史料方面下功夫，不断扩大史料的搜集范围，放手利用自然科学所能提供的一切工具，就一定能够把历史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等同样”的科学门类[19]（P1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