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三，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秦末之际，天下大乱，历史风云的变幻，使无数的王侯将相失去了往日的威风，与此同时，许多出身寒微的人又成为了叱咤风云的人物。如果我们将这些彼此之间有着一定的联系的传记合在一起加以阅读，则会发现司马迁在记载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时候，隐于其中的则是他的史诗意识。所谓史诗意识是指司马迁在描述这些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时，一是强调秦统一中国后，天下岌岌可危的严峻形势。由于秦得天下以后，不能及时地调整政策，致使天下人心浮动。在这一大文化的历史背景中，秦以武力吞并六国，其冷酷性给六国人氏留下了难以名状的心灵创伤，而六国人氏不满暴秦的统治，则四处散布着“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史记·项羽本纪》）、“亡秦者，胡也”（《史记·秦始皇本纪》）的谶语。为了真实地反映这一历史现实，司马迁特别地关注六国反抗暴秦的思想情绪，充分注意描述他们的个体行为与时代要求的一致性。二是关注这一时期人物的英雄传奇性。仅以项羽为例，在反秦大起义的活动中，项羽所到之处无不披靡。特别是巨鹿一战，当诸侯畏于强秦不敢救赵的时候，是项羽力斩宋义，率部与秦军决一死战，从而给秦王朝以致命的一击。“当是时，楚兵冠诸侯。诸侯军救巨鹿下者十余壁，莫敢纵兵。及楚击秦，诸将皆从壁上观。楚战士无不一以当十，楚兵呼声动天，诸侯军无不人人惴恐。于是已破秦军，项羽召见诸侯将，人辕门，无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视。”（《史记·项羽本纪》）在司马迁精心的描绘下，项羽成了反秦起义中最有生气的人物。所以宋代的刘辰翁说：“叙巨鹿之战，踊跃振动，极羽平生。”（《班马异同评》）明代的茅坤也说：“项羽最得意之战，太史公最得意之文。”（《史记抄》）
    在《史记》中，司马迁除了注意通过重大的历史事件来表现人物的精神风貌外，还十分注意通过人物的具体行为进行前后的观照，以此来揭示人物命运的历史必然性。如在写项羽勇气可嘉的同时，司马迁还注意到了项羽有勇无谋而导致的悲剧性命运。项羽年轻时学书不成，又去学剑；学剑不成，又去学“万人敌”（兵书）。然而“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学”（《史记·项羽本纪》），因为这样的原因，使他不但有勇无谋，而且缺少清醒的政治头脑，终于导致失败。尽管如此，司马迁在关注秦末历史风云时，却又把他的笔墨重点放在了关注这些历史人物的英雄传奇方面。秦始皇出巡时，项羽见了说：“彼可取而代也。”（同上）而刘邦则说：“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史记·高祖本纪》）在寥寥数笔中便勾勒出他们最富有个性的特征。可以说，这些独具匠心的选择与司马迁关注人物的英雄传奇性是分不开的。然而，赞扬英雄的传奇性又是与司马迁以六经为评价人物的标准是相通的。寓论断于史述，司马迁在交待项羽失败的原因时，先写了他坑杀秦军二十万俘虏的事件，后又记载了他“坑田荣降卒，系虏其老弱妇女，徇齐至北海，多所残灭”（《史记·项羽本纪》）的事情，这种失人心的做法便成了项羽走向失败的重要原因。宋代的胡寅深得司马迁的心意，他在《诸史管见》中指出：“莫强于人心，而可以仁结，可以诚感，可以德化，可以义动也。莫柔于人心，而不可以威劫，不可以术诈，不可能法持，不可以力夺也。项籍生于战国，习见白起坑赵卒，效而为之，唯杀是务。二十万人不服，羽得而坑之；诸侯王不服，四面而起，羽且奈何哉！”应该说，这一认识是很有见地的。
    其四，《史记》是一部以写人为主的历史著作，进而言之，是一部人学著作。但司马迁又把它视为一部“通古今之变”的政要，这样，它给司马迁提出的要求是，必须透过人物的命运来深入地表达对历史的看法。因为这样的缘故，司马迁把解决“天道”与“人道”之间的关系视为写作《史记》时的重要原则，在解决天与人的关系的过程中，司马迁表现出对现有的宗教神学成果的怀疑。“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史记·陈涉世家》），陈涉对天命的否定，揭开了反抗暴秦的序幕。对项羽“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的感慨，司马迁以“身死东城，尚不觉寤（悟）而不自责，过矣”之语进行了批判（《史记·项羽本纪》）。当然也应该看到，司马迁并不是非天命者，甚至在一些地方还表现出信奉天命的意绪，尽管如此，他对人道的关心却是主要的。
    在处理“天道”与“人道”之间的关系时，司马迁特别关心人物命运与社会构成的关系，经过他的有意识的选择，其笔下的人物命运大都带有深长的人生哲理意味。也就是说，一个人的际遇和奋斗往往与他所处的时势相关，一些外在的因素常常决定着一个人的命运和际遇，鉴于此，司马迁特别地注意从大处着眼来关心思考这一问题。如身经百战的李广，一生都在孜孜不倦地追求着建功封侯的伟业，因时势不同始终难以实现，乃致汉文帝都替他感慨道：“惜乎，子不遇时，如令子当高帝时，万户侯岂足道哉！”（《史记·李将军列传》）然而，萧何、曹参、陈平、樊哙、夏侯婴等人因赶上了好时光，虽然出身寒微，但自从随刘邦起兵以后，都建功封侯了。对此，司马迁深有感慨地说：“方其鼓刀屠狗卖赠之时，岂自知附骥之尾，垂名汉庭？”（《史记·樊郦滕灌列传》）两厢对比，便可得知司马迁对人物进行历史的评价时，是以时势造英雄的观念为出发点的。这一观念与司马迁在追究天与人之间的关系时，把人放在首要的位置上是一致的，这样的内容贯穿于《史记》的始终，使《史记》表达出对人进行终极关怀的思想观念。
    其五，《史记》是一部以人物传记为主的历史著作，录入《史记》的各个历史人物又都是有个性的人物，由于每个人的生活境遇不同，因此，其故事也就显示出各自的特质。如何把这些人物统一于“通古今之变”的原则之下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在《史记》中，司马迁采取的基本方法是，以本纪编年，突出其纲要的地位，让其它四体围绕着这一编年的线索展开，进而在大的文化背景下突出时代的氛围。本纪在《史记》中的编年意义诚如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所说：“上记轩辕，下至于兹，著十二本纪，既科条之矣。”本纪是《史记》中的纲目，它勾连着《史记》其它四体中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并发微着历史人物的命运和历史事件的全过程。这是司马迁在结构《史记》时显示出来的整体意识。站在这一立场上，司马迁从发微六经的旨意入手，并赋予十二本纪以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有德者居之的经学思想。关于这点，我们从司马迁以《五帝本纪》为《史记》的开篇中就可得知，五帝的事迹很多，但司马迁把他们得天下的事迹定位在以德服天下的方面。这种理想政治经司马迁的推明，进而演化为了“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的思想路线。以君德推及到臣德，有德者昌的思想作为司马迁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贯穿于世家和列传的写作之中，特别是在秦汉之际的历史人物身上得到了生动的体现，这是无庸讳言的。
    德在历史的发展中，最初的意义与宗教神学相关，上古时期有“同心同德，同姓同德”之说，自周人发明了以德配天的思想以后，德在去其宗教神学意味的时候便具有了道德的内容和含义。德与仁的外化形式是仁与不仁的对峙，这一内容反映到秦末汉初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身上，便成了司马迁进行价值评判和道德评判的基本观点，站在这一立场上，司马迁格外地关注秦汉之际的大势，试图在忠实地描述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事迹的时候，以思想观念的先行性对他们的个人行为作出不同程度的肯定和否定。如对刘邦、项羽等人的评价可以说都在贯穿着这一思想原则。
    上述五个方面，是司马迁关注秦汉之际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时把握的一个基本尺度，它的一个总的思想方法是以六经为基本的出发点，由此贯穿着“原始察终，见盛观衰”的主题思想。考察历史是为了现实，因为这样的原因，《史记》虽然是一部通史，但在写法上却非常地注意略古详今的思想方法，这也是我们读《史记》时必须要注意的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