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会要辑稿》为近世辑佚巨著，全书综八百万言，编次近五百卷，已影印行世。辑稿所收宋代历朝会要，虽因千百年来辗转传抄，反复掇录，殊多残缺，唯所集当代政府档案诸原始资料甚多，为研究宋代社会史与有关的辽、夏、金、元史必加检索的要籍，夙为学术界所珍视。
    一
    中国古代史学，先有所谓六家，其后又有四体[①]。四体之中，会要居其一。会要历来与纪传、编年、纪事本末并重，也与四体之外的帝王实录、起居注、日历、政典宪章、玉牒乃至私家著述的典、志、考、录、略、记相辅并行。所谓会要史体，系就编纂形式而言，其方法为摭拾一代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邦交、历象、舆地及诸朝章典制，叙其因革损益与夫相关史事，依据时次先后，分门别类荟萃于一书。用今天的语言来说，其性质就是一种史事类编或史料汇编。论编纂体裁，则条理分明，眉目清晰，寻检史事，颇为方便；言内容，又常载“正史”所不载，可与纪传及他种史籍参稽互证，共相发明，故自来为治史者所重视。
    会要之学，本滥觞于唐代，而定型却在北宋。唐人苏冕、崔铉先后撰录武德以迄宣宗十五朝会要八十卷，迨北宋开国，王溥始综苏、崔两书，规仿唐人成法，增补晚唐史事，融合成书百卷，颜之曰《唐会要》；复辑五代十国史事别撰《五代会要》三十卷。会要断代成书，于兹始见，时在宋太祖建隆三年，即公元962年。嗣后宋人编定当朝会要，浸成风尚，中枢设有专司其事的“会要所”，隶属秘书省，与国史院、实录院、日历所诸机构互为唇齿。故宋人所修本朝会要，其数量之多，内容之富，各代无敢与之伦比。宋朝于本代会要之修纂，今可考而得见者，仍不下十余种，曰：《庆历国朝会要》（又称《三朝会要》）；《元丰增修五朝会要》（又称《国朝会要》或《六朝国朝会要》）；《政和重修会要》；《乾道四朝会要》（又称《续会要》）；《乾道中兴会要》；《淳熙会要》；《嘉泰孝宗会要》；《庆元光宗会要》；《嘉泰宁宗会要》（包括《续修会要》）；《嘉定国朝会要》（又称《国朝会要总类》或《十三朝会要》）。
    上述宋修当代《会要》十种，一至第四种纪北宋，第五种以下纪南宋；第一、二、三种修于汴京（今开封），自第四种起皆成于南渡江左以后。其中有纪宋代数朝乃至十数朝史事者，如第一、第二、第四、第十诸种；有仅成某几类史事者，如第三种仅有帝系、后妃、吉礼三门；自余第五、第六、第七、第八、第九种，则均为一朝史录。综合十书合达二千四百四十一卷[②]，上起宋太祖建隆元年（公元960年），下止南宋宁宗嘉定十七年（公元1224年），纪事时间共约二百六十五年。按南宋至嘉定之后，尚有理、度二宗、、昰、昺三帝，为时尚约五十年。但自理宗端平三年（公元1236年）李心传撰定十三朝会要[③]，淳祐二年（公元1242年），史臣上《宁宗续修会要》[④]以来，南宋三朝内政日趋窳败，外又蒙古强敌凭陵，偏安朝廷已入无可苟且偷安之势，上下惶惶然应付大局之不暇，故于本朝会要已恐无复有人认真辑掇，使嗣后五十年之会要乃付阙如[⑤]。
    在中国历史上，宋人本以编纂图书与雕印典籍著称。国子监专藏经、史雕版，并许全国士子公开传印之例，即创始于宋代，此风一直绵延而至清朝中叶不替。且宋室南渡之后，各级官司、学府以至临安（今杭州）、闽、粤、蜀川私坊刻书，更开空前未有之盛况，所刻书种多而且精，夙为后世所钦重，唯独于本朝积多年功力苦心编撰之《会要》，亘有宋三百年，除李心传之《十三朝会要》据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曾刊板于蜀中外，无有一种雕版印行。此种现象，乍视令人殊不可解，实亦不难解释。因《会要》多关时政得失，边事军机，在宋代明令不得雕印[⑥]。
    宋修本朝会要，既无刊本，仅有史臣撰定之初的“奏御本”（进呈皇帝的原本）。“奏御本”皆工整墨书，惯例诏藏中秘，故又可称“阁本”。靖康之变（公元1127年），赵宋丢失半壁河山，汴京城里的玉帛、子女、文物，概被金兵洗掠一空，捆载北去；因是国史散逸，靡有孑遗。迨宋高宗南逃建康，北宋积存文物几已一无所有，前此所修之庆历、元丰、政和三会要阁本，亦皆亡佚。虽数有诏旨访求，迄五年后之绍兴元年（公元1131年）始得唐开献《元丰会要》[⑦]，随之又就许中处抄录《政和会要》[⑧]。至于《庆历会要》，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五记有此书，下注云八十五卷（仅及原书一半）。按陈氏书目“著例”，有书始录，则所见之《庆历会要》已残散。姑不论《庆历会要》已否原璧重归，所幸《元丰会要》尚在，则《庆历会要》之存丧已无关紧要。因《元丰会要》系据《庆历会要》增补改编，益以仁宗庆历四年（按：《庆历会要》原修至庆历三年）至神宗熙宁十年（公元1044--1077年）三十四年间事，合六朝（宋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神宗朝）一百一十八年（公元960--1077年）事于一书，已将《庆历会要》所记全部编入此书[⑨]。
    宋修本朝会要除“阁本”外，当时尚别有抄本散出民间，尤以南宋以来为甚。陈振孙得见五种《会要》固可视为此一断说的根据，而宋人著书每见征引《会要》原文，更是力证。据清代学者俞正燮《癸巳类稿》十二《宋会要辑本跋》所记宋人引《会要》之著作竟不下十数种，如曾公亮、丁度《武经总要》，孔平仲《珩璜新论》（卷四），王应麟《玉海》（较多），王象之《舆地纪胜》（无卷不引）[⑩]，罗愿《新安志》（卷二、四、五）（11），董史《皇宋书录》（上、中篇）（12），李心传《旧闻证误》（卷一、二、三）（13），岳珂《愧郯录》（卷一、四、五、六、八、九、十、十二、十三、十四）（14），宋人佚名《梦梁录》（卷十四），洪迈《翰苑遗事》（引会要十七条）（15），程大昌《考古篇》（卷七），姚宽（西溪丛语》（卷下），王弥大《清溪弄兵录》（16），等等。诸家宋人著作所引，或泛称《会要》、《国朝会要》（不知所指何种），或称《庆历会要》（即前揭第一种），《续会要》（即前揭第四种），又有《三朝会要》（即前揭第一种），《中兴会要》（即前揭第五种），更有称《仁宗会要》者（当即前揭第二种）。其中有的著作征引《会要》达四种之多，如岳珂《愧郯录》（四部丛刊续编收有此书影印本）。诸此征引宋修会要之著述，属北宋者仅有《武经总要》一种，自余十二种皆撰于偏安以后。而此十二种典籍，除曾公亮、丁度著书（《武经总要》）系奉敕编修，李心传尝改编历朝会要为《会要总类》，因而得见中秘所藏会要阁本或原稿，不足为所见系另据抄本之据外，其他十一人曾预馆阁者不多。既非馆阁之臣，又从不役史笔之任，然则此类著作所引《会要》文字，舍抄本则无法别求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