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此也，先生所著《唐两京城坊考序》云：“余嗜读《旧唐书》及唐人小说，每于宫苑曲折，里巷歧错，取《长安志》记之，往往得其舛误，而东都阙如也。己巳之岁，奉诏纂辑唐文于《永乐大典》中，得《河南志图》，爱同球璧，……因作两京城坊考云。”《艺风堂文集续集》卷四《永乐大典考》云：“而修全唐文时，大兴徐星伯先生松，曾抄出宋会要五百卷，中兴礼书一百五十卷，元修河南志三卷，秘书省续到阙书二卷。”此见徐松是役自《大典》中辑出之逸书共有四种，合六百六十卷。《河南志》已有江阴缪氏刻本，书见《藕香拾零》；《唐两京城坊考》另由山西平遥杨氏刻入《连筠簃丛书》，今日我国考古学者正发掘西安汉唐宫城遗址，《城坊考》仍为富有价值之参考文献。
    徐松辑《宋会要》非由朝命，乃出个人珍视古典史籍之热忱，与夫孜孜不倦之笃学精神，故其辑逸过程，非仅无条件，无支持，无赞助，小而誊录书吏，亦不得假唐文馆之书手而为之，今见《宋会要辑稿》其所以版心及页首第一行多书“全唐文”而内容则概为宋会要出此故耳。
    徐松辑出《宋会要》后，即不幸有伊犁之戍。放还以来，虽就辑稿笺疏排比，而徐松治学严谨，不欲草率撰次成编，“每一卷思之再四而不得编排主脑” （42），又苦于难觅博学之助手以襄其事（徐氏自语），此从当时之知名学者致徐松书札与赠别诗文，尤可见出此种情状。诸家对《宋会要》一书固推重备至，于徐氏之编次成帙，且寄望殷殷。
    著名历史地理学家《李氏五种》纂者李兆洛与徐松书云：“（宋）会要一书，自当钩稽异同，拾遗补坠，使本末灿陈，为故宋一代考证渊薮，若草草属录，复何与于存亡之数，执事敏于识而练于古，壹此不懈者数年，自当纲目详备，宏富绝特，卓冠流略，为宇宙留此奇籍，幸无复以欲速致悔也”（见《养一斋文集》十八）。又同时之严可均与徐松书云：“足下在全唐文馆，从大典写出宋会要，此天壤间绝无仅有者。及今闲暇，依玉海所载宋会要体例，理而董之，存宋四百年典章，四力期年，粗可竣事。而来书言苦无助我为力者，助得附名，非有议叙，废时悬望，难必其人，异日或蒙大用，无暇及此矣，时哉不可失，盍早图之”（见《铁桥漫镐》三）。
    李、严主张各有不同，而切望此书得成完帙则一。龚自珍赠别徐松诗犹勉云：“笥河寂寂覃溪死，此席今时定属公”（见《龚定庵全集》）。笥河、覃溪（朱筠、翁方纲）乃清代籍隶北方学术名家，龚自珍以徐松为唯一后继者相赞许。
    未几，徐氏迁补御史，又出知榆林府，东西南北播迁，乃至经历数十寒暑，终不及将《宋会要》纂成定本。而天丧斯文，道光二十八年（公元1848年）三月一日，此一代文星，竟不克遂其初志而含憾殒落，终年六十八岁。
    徐松虽殁，其保存两宋重要史籍之功则永不可殁。星伯之名，将于艺林并《宋会要辑稿》而千古不泯。盖当徐松自仅存之《永乐大典》副本中辑《宋会要》后五十一年，即遭咸丰庚申（公元1860年）之难，是役也，英法侵略联军攻入北京，毁我圆明园文源阁之《四库全书》，毁我翰林院之《永乐大典》副本。嗣后《大典》继续流散，殆光绪元年（公元1875年）检点，仅存《大典》五千册（当原书十分之四）；光绪庚子（公元1900年），帝国主义八国（英、美、法、日、意、俄、德、奥）联军再度攻占京津，对我翰林院之存书又横加抢掠，仅由海船盗运《四库全书》底本及《永乐大典》副本（原本、正本早已散亡）至意大利托尔埠者，即达三万五千余册，据任松如云：“其书后又运藏英国” （43）。庚子巨劫后，《永乐大典》余存仅有三百册，下及辛亥革命（公元1912年）民国政府接收清廷图书，孑遗《大典》只六十册，仅及原书二百分之一，几等于无（44）。此见《宋会要》辑稿始出不久，其据以辑录之孤本--《永乐大典》副本即已陆续散亡。设无徐松辑稿，后世承学之士岂有所谓《宋会要》可读可用乎？是日徐松抢救古文献之功彪炳日月。
    徐松除《宋会要辑稿》外，另撰有《宋会要沿革》一册。据《艺风堂文集续集》卷六《宋太宗实录跋》云：徐松尝向粤中吴石华（兰修）求《宋太宗实录》八卷残抄本，吴氏则索星伯所撰《宋会要沿革》相报。唯徐著《宋会要沿革》，不论手稿，抄本，我曾多年寻求，迄不之见。
    三
    当《永乐大典》渐次散亡的同时，从中辑出之《宋会要稿》亦陷流落。盖徐松青壮之年顿遭利禄之徒暗算，晚景尤其凄凉，有子延祖先殁，家亦中衰，其藏书万卷，生前斥卖已大半，身后家人出于生计，又变卖其余，于是徐松毕生搜藏之图籍及所撰手稿，乃扫架以罄（45），《宋会要》稿本亦不复为徐氏所有，辗转落入北京琉璃厂旧书肆（翰文斋）书估韩心源之手（46）。缪荃荪游京师，此稿又归缪氏。荃荪字筱珊，晚号艺风，江阴申港镇人，光绪丙子（二年，公元1876年）进士，尝任翰林院编修，博综文史，毕生从事于文化教育事业，为近代较有成就之金石、目录、版本学名家，江南图书馆、京师图书馆（今北京图书馆）之奠立丕基，缪荃荪皆与有力。此公又雅嗜缥缃，亦江南有名之藏书家，与湖南之王先谦、叶德辉，湖北杨守敬诸人私交甚笃。尝自云：“四十余年暇辄与书估为缘。”（47）其与琉璃厂书肆关系尤密，故能先得徐松手稿。此稿缪氏得自何年？经披检艺风文集、年谱、行状概无记录，然仍不难从旁考见。按风行一时之张之洞《书目答问》一书（四卷），缪荃荪曾参与协撰，主要是为《书目》作小注及版本考订工作。据《艺风堂文集续集》卷五所收《半岩厂所见书目》（即邵懿辰《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标注》序），其时间在同治十三年甲戌（公元1874年），时缪荃荪正馆于川督吴棠署，适张之洞督学四川；据《艺风老人自订年谱》，则助撰《书目答问》在光绪元年乙亥（公元1875年）八月，时荃荪执贽张之洞门下称弟子。总之，助撰《书目》不外在同治十三年到光绪元年即公元1874年--1875年间。《书目答问》政书第十一“宋朝事实”条下有缪氏小注云：“徐松辑宋会要囗百卷，未刊。”此见缪荃荪此时已得徐松辑稿。查《艺风年谱》，缪氏于光绪元年（公元1875年）之前，曾三次自四川去京会试，即同治六年（公元1867年）、同治七年（公元1868年）、同治九年（公元1870年），缪得徐松原稿，当在此时。质言之，最晚不迟于公元1870年（同治九年）。
    《宋会要辑稿》自归缪氏，十余年来虽间有校笺，但未彻加整理，仅自其间抄出《宁宗会要》一卷，收在《艺风抄书》第十二册。抄本现藏北京图书馆，我任职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时，尝向北图借见此一抄本，原件单边缘线带耳，版心无记，半叶十一行，行二十四字，全本二十七叶，有缪氏朱笔校改，一字笔划参差，都经校正。
    缪氏以博学为张之洞所倚重，数十年来虽各处一方，然张每遇文史典籍诸事，必以函札或约见就商于荃荪。光绪十三年（公元1887年）张之洞督粤，创办广雅书局于羊城机械厂旧址，敦促荃荪南下，时缪氏供职京师。光绪十四年（公元1888年）缪荃荪携《徐松宋会要辑稿》游粤，并以此稿让归广雅书局，且推荐当日声华借甚之青年学者屠寄担任此书校勘，不二月即离粤北还，本人未尝参加广雅书局整理宋会要辑稿工作。北图《缘起》谓荃荪与屠寄同为广雅稿本之校订者云云，校诸缪氏自订《年谱》，殊有不合（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