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字永叔，庐陵（今江西吉安）人，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开一代风气的史学大师。他生于宋真宗景德四年（公元1007年），卒于神宗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欧阳修一生著述很多，在史学方面有《新唐书》（与宋祁合著）、《新五代史》、《集古录》等，其中尤以《新五代史》最著名，可以说是他的代表作，集中反映了他的史学思想。
    《新五代史》共七十四卷，原名《五代史记》，记载了自后粱开平元年（公元907年）至后周显德七年（公元960年）共五十三年的历史。《新五代史》“大致褒贬祖春秋，故义例谨严。叙宋祖史记，故文章高简。”①《宋史·欧阳修传》也说该书“法严词约，多取春秋遗旨”。可见，文词精炼，褒贬议论，是该书特点之一。该书的另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史论较多，全书共有58处之多。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说的史论并非指包括“历史观、历史哲学和史书撰著方法论，评史原则、史学功能原理等内容的广义上的史论”，②而是专指针对五代史事、人物、制度等所发的正面评论。这些史论从在全书位置的分布来看，或冠于卷首（共16处），或藏于卷中（共17处），或位于卷末（共25处）。其中绝大多数（共48处）都是以“呜呼”开头，发表自己的见解和看法。
    具体分析全书这58处史论，可得知其内容主要涉及政治（包括人物、重大历史事件、民族关系等）、伦礼道德以及天人思想等三方面。从上述三方面在全书总史论的比重来看，政治类的史论占百分之五十，是名符其实的重中之重。这些史论反映了欧阳修一贯的“垂劝戒，示后世”的治史目的，表现出作者极强的现实感和出色的资治观。从这个意义上说，史论正是该书核心所在。鉴于此，本文试从下述四个方面具体谈谈欧阳修的资治观，并以此求教于方家。
    一、为时而著，于世有补
    《四库全书总目》记载说：“唐以后所修诸史，惟是书（即《新五代史》）为私撰。”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欧阳修单单借五代史事大发议论？为什么他要在已有了薛居正等主编的《旧五代史》的情况下，还要私撰另一部五代史呢？这些都是本文首先应解决的问题。
    其一，我们应认识到五代是一个“礼乐崩坏，三纲五常之道德，而先王之制度文章扫地而尽于是矣！”③的漆黑混乱的时代。在它短短的五十三年里，政权更替频繁，共有八姓十三君，而每一次政权转移，不是经过赤裸裸的战场厮杀，就是经过刀光剑影的宫庭政变而来。其结果只能是使社会生产遭受极大破坏，民不聊生。正如欧阳修所说：“五代之乱极矣，传所谓‘天地闭、贤人隐’之时欤”！④而北宋王朝正是建立于五代基础之上，建国伊始，可以说其社会的方方面面无不受五代直接或间接影响。北宋统治者出于其自身对乱世的体验，因而便着手定祸乱、整秩序、兴生产，使国势趋强，百姓渐安。然而到了北宋中期，统治江河日下，逐渐转向衰败，具体表现为吏治败腐、国库空虚，在“财取于万民者，不留其有余”。⑤等政策的残酷剥削下，阶级矛盾异常尖锐。不仅如此，民族矛盾也日益激化，辽和西夏等少数民族政权不断发动进攻，给北宋造成严重的军事威胁。欧阳修敏锐地洞察到“今宋之为宋，八十年矣。……然而财不足用于上而下已弊，兵不足威于外而敢骄于内，制度不为万世法而日益丛杂，一切苟且，不异于五代之时”。⑥
    其二，随着北宋政治、经济和军事危机的出现，一大批学者从现实出发，“不惑传注”，使当时的学术思想在单纯沿袭前人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反映在史学上就是重视历史的“资治”，“求鉴”功效。欧阳修作为这批具有时代精神的学者中的突出代表，极力主张历史应为现实服务。欧阳修为人刚正不阿，直言敢谏。王安石称赞他“果敢之言，刚正之节，至晚而不衰”。他二十四岁中进士，自入仕以来，就反对“上因循，”“偷取安逸”的腐朽政治。景祐三年（公元1036年）欧阳修指责司谏高若纳庸陋，结果“若纳怒，上其书，修坐贬夷陵令。”⑦该年，欧阳修“以负罪谪官，闲僻无事，因将《五代史》试加补辑”，⑧开始着手修撰《新五代史》。实际上是借修史之名，抒自己愤闷之情。历时四年后归京任谏官，知制浩等官。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他又积极参加“庆历新政”，由于新政触犯了以吕夷简、高若纳等贵族官僚利益，欧阳修等被诬为朋党而赶出朝廷。欧阳修“虽机阱在前，触发之不顾，放逐流离，至于再三，志气自若也”。⑧他通过仔细考察五代并联系当前现实，认为《旧五代史》有“繁猥失实”的地方，没有起到它应起的作用。”⑨这可能就是他不惜以一人之力，耗十八载时间与心血撰写《新五代》动机所在，也是他借五代史事大发议论的直接原因。皇祐五年（公元1053年）他在给友人梅圣俞的信中说：“此书不可使小人见，不可使好人不见”。⑩至于其缘由归结到一点就是欧阳修的《新五代史》尤其是史论大胆影射时政，使之昭然若揭，表现了作者“垂训将来，警戒世人”这种强烈的资治思想。
    二、切中时弊、论古鉴今
    如前所述，针对北宋王朝“内忧外患”的严峻形势，欧阳修以史家的时代感和敏锐的洞察力，借唐末五代之变故，大发议论，把批判的矛头直指北宋现实，另外对北宋的岳制、民族也有所针贬。
    欧阳修在《新五代史》专门写了一篇《唐六臣传》，通过“白马之祸”，从理论和史事上对“朋党”之说的危害进行了阐述。他说：“呜呼，始为朋党之论者谁欤？甚乎作俑者也，真可谓不仁之人哉！……汉唐之末，举其朝皆小人也，而其君子者何在哉！当汉之亡也，先以朋党禁锢天下贤人君子，而立其朝者，皆小人也，然后汉从而亡。及唐之亡也，又先以朋党尽杀朝廷之士，而其余存者皆庸懦不肖倾险之人也，然后唐从而亡之”。（11）本篇传意在影射庆历年间上谀皇帝，下诬百官的权臣吕夷简、高若纳，章得象之流。在“庆历新政”期间，正是这伙小人奏“仲淹、弼更张纲纪，纷扰国纪，凡所推荐，多挟朋党。”（12）之诬言，使得“帝不悦，遂并黜之，”最终导致新政失败。欧阳修义愤填膺，痛斥他们是“欲空人之国而去其君子者”，“欲阪孤人主之势而蔽其耳目者”，“欲夺国而与人者，必进朋党之说”（13）的奸诈小人。作者在这里，借古讽今，议有所发，论有所指，指桑骂槐，抨击时政，表达了作者无比愤慨的心情和忧世、忧国之意。
    欧阳修还把批判的矛头指向当朝最高统治者--皇帝。在指责皇帝的昏庸无为时，不象斥责小人、奸臣那样直接，那样痛快淋漓，而是间接地、含而不露地旁敲侧击，在方法上更加高明，更加灵活多变。如他在《本纪》中对五代八姓十三君不仅没有具体予以贬斥、丑化，相反还在一定程度上褒扬了唐明宗、周世宗的仁明有为。他说：“（唐明宗）其即位时，春秋已高，不迩声色，不乐游畋。在位七年，于五代之君，最为长世，兵革粗息，年屡丰登，生民实赖以休息，”是一位“为人纯质、宽仁爱人”（14）的好皇帝。对于周世宗，他是这样评价的，说他：“区区五六年间，取秦陇，平淮右，夏三关，威武之声震慑夷夏，而方内延儒学文章之士，考及制度，修通礼，定正乐，议刑统，其制作之法皆可施于后世。其为人明达英果，议论伟然。”（15）他这样写其用意在于说明即使在五代这样一个“天下大乱，中国之祸，篡轼相寻”。（16）“置君犹易吏，变国若传舍”。（17）的乱世，倘能有象唐明宗、周世宗这样的明君，指责北宋没有或少有贤明君主，进而感叹自己生不逢时，报国无门。他进一步说：“呜呼，作器者，无良材而有良匠，治国者，无能匠而有能君。盖材待匠而成，臣待君而用”。（18）写到这里，欧阳修直言为君者的重要性，其言下之意，话外之音是为自己政治遭遇尤其是庆历新政无罪被贬而感叹，指责宋仁宗任用群小，听信谗言，使自己虽有报国之志，兴国之材，而无成己志之君。正是由于欧阳修把矛头指向当朝最高统治集团，因而当宋廷命他进呈《新五代史》时，他以“精加考定，方敢投进”（19）为由婉言谢绝了。实际上他是担心《新五代史》史论所表现出来的不满现实，抨击时政的思想一旦被朝廷察觉，会惹来杀身之祸。所以他找了一个还需“精加考定”的理由遮掩过去。这虽然有着时代和欧阳修个人的局限性，但从另一面，欧阳修不敢贸然投进《新五代史》这恰恰表现了他非同一般的资治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