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记事简略，文字古朴，是我国现存最古的真正史书。在现存最早专门解说《春秋》的三《传》中，《左传》以详述史事并文辞优美著称，《公羊传》和《谷梁传》则以训诂释义为后人称道。对《春秋》记事原则、用字体例以及言外之义，三《传》各有归纳解说。董仲舒《春秋繁露》开始专门研究《春秋》义例作为孔子垂世之教以求服务于当世，何休注《公羊传》著成《公羊文谥例》，杜预注《左传》著成《春秋释例》，使《春秋》笔法义例成为专门学问。唐陆淳《春秋集传纂例》、宋崔子方《春秋本例》、元赵汸《春秋属辞》、清毛奇龄《春秋属辞比事》等，都是这一领域极有影响的专著，历代《春秋》学者也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涉及到这个问题。自董仲舒以后的学者解说《春秋》，都是以孔子作《春秋》寓褒贬之义以垂教后世为前提的，而孔子是否真正字斟句酌地作过《春秋》，却是至今没有解决的问题。立论前提既已无法证实，各家由此推论出的《春秋》义例自然都想当然而已。因门派不同，时代各异，各家义例见仁见智，虽长期辩难不已，却都是空对空，到头来只能是一笔糊涂帐。所以王安石干脆说《春秋》是“断烂朝报”，梁启超称它为“流水帐薄”，钱玄同说它是“没有组织、没有体例、不成东西的史料”。（注：《古史辨》第一册276页。）笔者认为， 《春秋》就是鲁国历代史官原始记录的汇编，孔子只是把它抄录出来使之流传于世，至多在生前两年多的时间里用它作过教材，（注：笔者在此吸收了杨伯峻先生的观点，参见《春秋左传注·前言》。）并根据自己的理解作了一些解说，而没有改写《春秋》本文，故《春秋》中既无笔削褒贬的圣人垂教之义，更没有所谓义例。至于孟子说孔子作《春秋》“窃取其义”，其实是说孔子把这些材料抄出来，利用其中内容反映王道衰落之义而已。（注：关于孟子的说法，请参拙作《孟子〈春秋〉说分析》，见《山东师大学报》1999年第4期。）但《春秋》作为档案汇编，于二百四十二年中能保持多方面的相对一致，至少说明在鲁国历代史官中，确实存在着可能未曾形成文字只是口耳相传的记事原则和用字体例，这就是本文欲说之例。
    一 以鲁君断代，逐年纪事
    《春秋》共记鲁国十二公：隐、桓、庄、闵、僖、文、宣、成、襄、昭、定、哀。每公从即位至薨葬，依次纪年，每年记录几件或十几件重要事情。从隐元年至哀十四年，共计二百四十二年。虽然历代史官未必有编辑成书之意，只是为了便于后人回忆历史，从中吸取经验教训，才简略地记下了这些能帮助人们回忆的历史线索，具体的史事内容，可能需要口耳相传。但这种以国君断代逐年记载史事的方法，却成为后世编年体史书的基本原则。记述历史必须有明确纪年，没有明确纪年的史书不能算作真正的史书。如甲骨文、铜鼎铭文和现存最早的历史文献汇编《尚书》，虽然所载资料极为珍贵，却往往因纪年不明确和不连贯，而不能使其价值得到充分体现。周王室和各诸侯国都设有史官，应该有与《春秋》类似的历史记录，如晋《乘》、楚《弢杌》等，但都因未遇圣人而未能流传于世，这就使《春秋》显得尤为珍贵。即使孔子只是把它抄录出来使之传世，也足以显示圣人的伟大。由解说《春秋》而形成的《左传》，使编年体裁大放异彩，由此奠定了中国史学的基础。
    与以国君断代逐年记事相联系，在每一年中，《春秋》记事“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注：《春秋经传集解·序》。）使每一史事都有明确时间，这也是《春秋》编年体例的组成部分。但历代史官对这一原则的实际操作似乎并不严格，《春秋》中并非每件事都有时、月、日的记载。如隐二年“夏，五月，莒人入向”，有时、月而无日；同年“春，公会戎于潜”，只有时而无月、日；隐元年“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蔑”，有月而无时、日；隐四年春“戊申，卫州吁弑其君完”，只有日而无时、月。对《春秋》这种时、月、日记载不完备的现象，《左传》只于隐元年“公子益师卒”条下，释曰“公不与小敛，故不书日”，公、谷二《传》已有许多关于时、月、日何以不具的解释，后世学者更普遍认为这些地方都寓有圣人垂教之义，他们称之为时、月、日例。对此阐述最有条理的大概是清人皮锡瑞：“《春秋》正、变例以日、月、时为最著明。正例日则变例时，正例时则变例日，而月在时、日之间，……凡月皆变例。大事例日，如盟例日，而桓盟皆不日而月，变也，柯之盟时者，变之至也；此日为正，月为变，时为尤变之例也。小事例时，如外诸侯葬例时，月为变，日为变之甚；此时为正，月为变，日为尤变之例也。”（注：皮锡瑞《经学通论·春秋》。）如此说来，《春秋》不仅记每事有义，用每字有义，且每一个时间概念也都有义。若据此理解《春秋》，使史事、文字和时间中的义都要融会贯通，《春秋》真正成了天书。
    但《春秋》毕竟是记事之书，有些史事显然应受表彰，却因时、月、日不具，学者们就必须曲折地找出此事该受讥贬的理由。于是，穿凿附会就成为研治《春秋》的常用方法，各家歧说也由此而起，据杜预统计，自文公以上书日者二百四十九，宣公以下书日者四百三十二，“计年数略同而日数加倍”。他认为这是因为年代久远，孔子修《春秋》时竹简已有损坏，故越往前书日者越少。（注：《春秋释例》卷一。）这种可能性应该存在，但更大的可能性是史官记事越往后越详密，越重视史事发生的时间，故有前后不一致的显著差别。另外，有些史事可能是因为史官不知道确切时间，如外诸侯葬等；有些则不能详载日期，如饥荒、虫灾等；《春秋》于每季首月书时，同季的后两个月则无须书时。总之，《春秋》虽有详书时、月、日的记事原则，但前期并不严格，后期也有遗漏，但这都与孔子无关，更没有所谓时、月、日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