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争霸是春秋时代的典型特征，由霸主主持大规模会盟征伐是这一特征的主要表现形式。各诸侯国参加者在集会中的座次，以及结盟歃血时的先后，往往体现着各国在“国际”间的地位高低，故各国都很重视自己的名次。如隐十一年滕侯、薛侯在朝鲁时“争长”，桓六年鲁人“以周班后郑”引起四年后两国战争，定四年召陵之盟蔡、卫“争先”，（注：分别见《左传》各年。）都反映着这一点。《春秋》记载各国顺序，大致贯穿着下面的原则：若有王室代表参加，先序“王人”，其次为历代霸主，齐失霸后仍为大国，常列霸主后，秦后为大国，与齐并列，宋为殷商后裔，曾“于周为客”，在诸侯国中独居公位，列齐、秦之下，卫、蔡、陈、郑继之，再后面是曹、莒、邾、滕、薛、杞等小国。这个原则体现的是以大小为序。但《春秋》中同时贯穿着另一个始终不变的原则：凡有鲁人参加的会盟征伐，一律书作鲁人会某某。从表面上看，似乎鲁人总是居首位。实际上，鲁国的地位自齐桓称霸后一直处于宋、卫之间。《春秋》的这一原则，显然是鲁史官有意突出本国地位，记事时自觉以鲁为主而形成的。总之，《春秋》中处处体现的鲁史特征，反映的是鲁史官的记事原则和用字体例，而不是圣人的“借事明义”。
    四 记鲁事有避讳
    《春秋》作为史官原始记录，必然存在着当时人记当时事难以避免的缺陷：不可能事事秉笔直书，对有些事必须避讳。避讳之处究竟有多少，后人已无从考知，据现存材料看，避讳原则至少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讳国君非正常死亡。在《春秋》所载十二公中，除未及哀公之终外，隐、桓、闵均系被害致死，另外还有庄公之子公子般和文公之子公子恶也都已即位成君而遇害。《春秋》记外诸侯被杀，都使用杀君专用字“弑”，书作“某弑其君某”，而记鲁君被害者，仍书薨，与记正常死亡者同辞，两公子因为君不满一年均书卒。若无《传》文解说，后人不能从《春秋》本身看出这些事情的真像。前人多以为这是《春秋》“讳国恶”之例，其实恐怕更与现实有关。桓公杀隐公而继其位，没有为隐公举行葬礼，并加恶谥为隐；桓公被害于齐，其妻文姜为齐女，预知此事，十二岁的庄公即位后，文姜长期控制朝政；（注：庄公初年，文姜多次去齐国、会齐侯，前人多释为《春秋》书奸，笔者认为实是文姜控制政权积极与齐合好的记录。）公子庆父以叔父身分先后杀死公子般和闵公，为当时最大的实权派。这些背景可能是史官们讳国君非正常死亡的真正原因。与其说这是孔子“讳国恶”，不如说孔子根本未作修改更与史实相符。
    讳耻辱。成公于十年朝晋，晋人正怀疑鲁有叛晋从楚之意，故扣押成公，并使其为去世的晋景公送葬。当时诸侯葬礼，别国一般派大夫参加，故在晋景公葬礼上，只有鲁成公一人为别国国君。鲁人以为这是奇耻大辱。《春秋》记外诸侯卒，凡知道何时举行葬礼者均书葬（楚、吴之君除外），特别是对正任霸主的晋国，更应书景公之葬，况且鲁成公亲自参加了葬礼。而《春秋》恰恰没有记晋景公葬，显然是鲁史官有意讳而不书，正如《左传》所释：“鲁人辱之，故不书，讳之也。”
    讳奔曰孙。《春秋》记外诸侯被迫离国，一般都直书作奔，如桓十六年“卫侯朔出奔齐”。《春秋》没有鲁君及夫人奔的记载，却记下了这样三条：庄元年“夫人孙于齐”，闵二年“夫人姜氏孙于邾”，昭二十五年“公孙于齐，次于阳州”。据《左传》所释，这三次孙实际上都是奔，特别是昭公最终客死他乡。为什么书作孙呢？孙与逊通，书国君或夫人孙，表面上看是君或夫人因谦逊而主动离职出走，而非被迫出奔，这样既掩盖了出奔者的过失，又避免了臣僚逐君的恶名。
    讳朝曰如。朝本指诸侯去见天子，如僖二十八年“公朝于王所”，但春秋时小国诸侯去见大国之君也称朝，如邾、滕、薛、杞等小国君主朝鲁的记载达三十六人次，《春秋》都明确书作“来朝”。《春秋》没有鲁君外朝的记载，却有“公如齐”、“公如晋”、“公如楚”等数十次记录。从史事看，他们或因受制于齐而如齐，或因欲抗齐而如晋，或因为另找靠山而如楚，都是不得已而为之。（注：关于鲁国的地位，参见拙作《春秋时期齐鲁关系变化述论》，见《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先秦史》1990年第1期。）从《春秋》文字看， 凡国君专门到某一国家去，若非出奔，均为朝见。显然，《春秋》中的“公如”实际上是鲁君去朝见其他诸侯。以诸侯身分去朝见别国诸侯，自然是自身弱小的像征，鲁人不愿向后人坦白承认这一点，故史官改书如字，似乎只是诸侯间的平等访问。
    《春秋》体现着避讳原则是无疑的，或避其事而不书，或讳其字而改文。但这种避讳原则只限于记载鲁事，至多偶尔用于王室之事，不能设想鲁史官记事还要处处为其他诸侯国避讳。如《谷梁传》成公九年说：“为尊者讳耻，为贤者讳过，为亲者讳疾。”《公羊传》和大多数后世《春秋》学者也都有扩大避讳例适用范围的倾向，扩大避讳例不仅使《春秋》学形成大量曲说，且对历史学也产生了不好的影响。
    五 详内略外
    《春秋》中提到的诸侯国和蛮、夷、狄部族共有一百多个，基本上反映出了春秋时代的大格局，并对于中原有较大影响的十几个诸侯国有较多的记载。但《春秋》毕竟是鲁国史官记录，它只是记载与鲁国有关或对鲁国有影响的其它诸侯国之事。既不照顾各国史事的系统全面，也不象《左传》那样对有重要影响的国家和有重大意义的事件做重点记述。如晋、楚、吴、越等国，虽曾先后担任中原争霸主角，但在其影响未及中原之时的春秋前期，《春秋》没有关于这些国家的任何记载。详内略外是史官记事必然遵循的原则。
    《春秋》中的详内略外原则，具体体现在以下方面。记外诸侯之事，一般只限于卒葬、逐杀和曾参加的会盟征伐活动，其他事件不予记载；而记鲁君之事，除此之外，还记载了即位、婚姻、生病、外出与回到国内，以及观鱼、狩猎等各种活动，几乎真正做到了“君举必书”。（注：《左传》庄公二十三年。）对外诸侯的夫人与女儿，除与鲁君有关者外，《春秋》一律没有记载；而对鲁君的夫人与女儿，则记载了很多关于她们的成婚、归宁和卒、葬等事。春秋时期，祭祀活动和战争一样重要，都为“国之大事”，（注：《左传》成公十三年。）《春秋》记载了大量鲁国的祭祀之事，如郊、禘、烝、尝、雩、三望等等，而这些记载往往只是非常规祭祀，正常祭祀尚未记录，如三次关于三望的记载，都是“不郊、犹三望”，（注：分别见《春秋》僖公三十一年、宣公三年和成公七年。）说明凡郊祭之后都曾举行三望，只是没有记载；但《春秋》没有记其他诸侯国的任何祭祀活动。《春秋》对其他诸侯国的灾异现象虽有记载，但为数极少，或因与鲁有关，或因影响极大；而关于鲁国这方面的记载则有一百多条，包括日食、不雨、无冰、大水、雨冰、旱、螟、螽、饥等等。《春秋》对其他诸侯国的制度变迁没有记载，却记下了鲁国的“初税亩”、“作丘甲”、“用田赋”、“作三军”、“舍中军”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