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人或认为《春秋》是孔子根据各国史书综合天下史事而修成的，如司马迁说孔子“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注：《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公羊传疏》引闵因《序》：“昔孔子受端门之命，制《春秋》之义，使子夏求周史记，得百二十国宝书。”而《春秋》中的详内略外原则，却表明它只是鲁国史官记录，并没有博采他国史书的痕迹，说明他们的说法是不可信的。
    六 形式上的尊王
    自平王东迁，王室的实际地位虽日趋低微，但终春秋之世，周天子仍是名义上的天下共主，不但一般诸侯国不敢公然与王室抗衡，齐、晋历代霸主也须打出“尊王”的旗帜以号令天下诸侯，即使如骄横不可一世的楚庄王曾“观兵周疆”问鼎之轻重，但也终不敢灭周而招中原诸侯国的共同讨伐。在此背景下，与王室一直比较亲密的鲁人在国史中体现出“尊王”原则，应该是合情合理的。
    《春秋》记周天子之事，绝大部分书作天王，如隐元年“天王使宰咺来归惠公、仲子之帽”；有时也书作王，如文五年“王使召伯来会葬”；书作天子者只有一次，即隐九年“天子使南季来聘”，或为天王之误。为体现周天子的独尊地位，《春秋》记楚、吴等称王诸侯一直不书其王号而书作楚子、吴子，并把他们的王子改书作公子，为避其称王谥号，又不书其葬。再如记周天子出奔，《春秋》书作“天王出居于郑”，与书鲁君及夫人出奔为孙同意，体现着避讳原则。又如记周天子死亡均书作崩，也与书薨书卒的诸侯区别开来。
    《春秋》僖二十八年“天王狩于河阳”，《左传》解释说：“是会也，晋侯召王，以诸侯见，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训，故书曰天狩于河阳。’言非其地也，且明德也。”前人多据此证明孔子作《春秋》有“尊王”之意。其实这是误解。《传》意很明确，作者只是引用孔子之言解释《春秋》此条记载书法用意，而孔子的解释也正是说明鲁史官何以如此书写，即说明鲁《春秋》存在着因“尊王”而为天子讳的原则，并不是说孔子“尊王”才如此改作。至于杜预把《左传》中的“书”、“不书”、“故书”等都说成孔子新意，（注：《春秋经传集解·序》。）更是毫无根据的臆说。
    《春秋》记事确有“尊王”原则，但这种“尊王”仅仅是形式上的。春秋之世，周历十二王，《春秋》记其崩葬者五，记崩不记葬者四，崩葬皆不记者三；天子派使者“来聘”、“锡公命”、“会葬”等数十次，而鲁国君臣去京师只有极少几次，且多是顺路卖个人情；天子多次派人来“求赙”、“求车”、“求金”，可知鲁人职贡多缺。总之，鲁人也像其他诸侯国一样，虽然承认周天子为天下共主，表面上做出“尊王”姿态，但仅限于表面文章而已，并无诚意。后世学者多把“尊王”看作《春秋》大义，认为是最重要的义例，并以此理解《公羊传》所谓的《春秋》“大一统”，（注：参见宋刘敞《春秋尊王发微》。）实非《春秋》本意。
    七 外诸侯称谓
    《春秋》记其他诸侯国之事，杜预多用“史承赴告”之例解之，其理或然，但也有合有不合，难以视为《春秋》记外事的原则。但《春秋》对外诸侯的称谓，确有显例。
    外诸侯即位为君之前，若参加“国际”间的重大活动，《春秋》均从实书作公子某或世子某，如曹世子射姑（庄子）、齐世子光（庄公）、楚公子弃疾（平王）等。只有为避其王号，才偶尔改其称呼，如楚王子弃疾改称楚公子弃疾。在这些地方，《左传》则往往使用他们死后的谥号，如齐桓公死前，《左传》在记述其将要争位的四公子时，便称他们为惠公、孝公、昭公、懿公。在这里，《春秋》体现的是原始记录的特点，而《左传》则明确是后人对历史的追述。
    外诸侯即位为君期间，《春秋》一般用其爵称而不称名，如宋公、齐侯、郑伯、楚子等。在一国两君争立的情况下，一在外，一在内，不书名则无以区别，《春秋》则于爵称后加名，如郑伯突（厉公）、郑伯忽（昭公）等。有时对小国之君也称人，如桓十三年“邾人、牟人、葛人来朝”。在《春秋》中，凡书来聘者，均为各国使者；凡书来朝者，都是小国之君，至少是他们的兄弟或世子，故可知这三人也是小国之君，体现着鲁人对这些小国的轻视。
    记外诸侯死亡，《春秋》一般书作“某侯（或伯或子）某卒”，即爵称加名，以此表明某国君主易人。《左传》隐七年发例：“凡诸侯同盟，于是称名，故薨则赴以名。”杜预据此认为，只有同盟诸侯卒，《春秋》才书名，否则不书名。杜预在这里曲解了《传》意。《传》文只是解释《春秋》记同盟诸侯卒书名的原因，并没有强调记非同盟诸侯卒则不书名。在《春秋》记非同盟诸侯卒的五十二人中，只有九人未书名，而杜预对四十三位书名者，也只是一一注明“未同盟而赴以名”，却不能解释为何如此。其实，记外诸侯卒书名，并不论同盟与否，才是《春秋》的通例。至于那些未书名者，可能是鲁史官不知其名。如定九年“秦伯卒”，自襄二十七年“弭兵”之后，鲁、秦之间数十年没有交往记录，鲁史官无由知秦伯之名，故也无从书之。
    记外诸侯葬，《春秋》均用其谥称，书作“葬某国某公”，没有例外。因为谥号是在举行葬礼时才宣布的，所以只有在记其葬时才能称其谥。楚、吴之君生时称王，死后也谥作某王，《春秋》记其生时据通例用爵称称子，若记其葬称谥，须书作葬某王，则与记周天子同辞，会形成天下数王并存的现象。所以为避其王号，《春秋》不记楚、吴君主之葬。如襄二十九年，鲁襄公亲自参加了楚康王的葬礼，而《春秋》也未记其葬。前人多据记楚国之事中的称谓变化，如称荆、称楚、称楚人、称楚子等，以及不记楚王葬事，认为《春秋》中有孔子提倡的“攘夷”大义，甚至从中推衍出进化论学说，（注：皮锡瑞《经学通论·春秋》。）纯粹是无中生有的穿凿附会。其实，《春秋》中对楚国称谓的变化，反映的是以鲁史官为代表的鲁人对楚国的日渐重视，即楚国在中原影响不断扩大的反映，不记其君主之葬，只是为避其王号而已。《春秋》中并没有所谓“攘夷”大义。
    《春秋》记外诸侯，为君前称公子，即位后用爵称，记卒书爵后加名，记葬用谥号。这一原则既客观记录着各国君主的更替以及君主本人的身份变化，又使其名、爵、谥得以互见，是很有价值的记事体例。但前人往往把这种原则扩大化，认为《春秋》中的各种称谓都有例可循，并从中推论褒贬之意，则必然陷于穿凿附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