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上所述，欧阳修从政甚久但仕途坎坷，时而升迁，时而贬降，因而他对上至朝廷下至乡里的矛盾与问题都有着很深刻的个人体验。尤其是“庆历新政”失败后，他被贬在外，他对现实不满的情绪逐渐升级，由反感到厌恶，最后到了仇恨这样一种忍无可忍的地步。然而他苦于自己一介文人，空有兴国抱负，却得不到统治者的任用与赏识；又不能振臂一呼，扭转乾坤。出于对现实的极端无奈与对统治集团的再度幻想，欧阳修决定另辟蹊径，象以往和当时大多数文人学士一样，潜心撰写史书，将自己所见、所闻、所思融入其史论，发思古之幽情，抒忧今之哀志，尽可能地将自身的现实感升华。
    《新五代史》史论以其精辟的论述和直率的面目，就象一个历史老人站在当世人们面前，娓娓而又伤感地讲述一段五代乱世史事，或褒或贬，讲到最后又常留给人们一个意味深长、耐人回味的结尾，让人们陷入一种持久的沉默与深邃的思考，以此达到作者预想目的。作者之所以能使人们随着他自己的思想变化发展而冷静地考察现实当局，可以说这主要得助于他深具功底的史识和出色的资治观、现实感。
    与传统的中国史论一样，《新五代史》以“史论寓政论”的形式使其史论起到“以史论政”的作用，实具有帝王将相政治教科书的性质。（44）欧阳修从北宋“内忧外患”的现实出发，通过仔细分析并不同程度地评价五代人物、史事、制度以及天人思想，将其投影在北宋这个社会的大屏幕上，使之又重新回到现实中来。在现实--历史--现实这样一个循环过程中，资治观就好比是中心；其他关于五代政治、伦常道德以及天人思想的史论就象是具有强烈向心倾向的向心力，充分地靠近中心并辅助它更好地运动、协调发展。但我们也应看到《新五代史》史论对现实揭露得还不够彻底、有力，这主要归罪于当时的社会政治环境未能提供给人们自我保护的权力，人人自危没有安全感，尤其那些“伴君如伴虎”的大臣，因而我们不能不顾时代去苛求古人。而事实上，欧阳修却在努力地克服时代和个人的局限，尽可能地实践着他一贯治史目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新五代史》虽无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那样的“资治”之书名，却有“资治”之实。毫无疑问，把欧阳修说成是具有强烈现实感的一代史学大师是不过份的。
    本文收稿日期：95-5-24
    注解：
    ①《四库全书总目·史部》正史类二。P411
    ②参见白寿彝等主编《文史英华》史论卷
    ③《新五代史》卷17《家人传》
    ④《新五代史》卷34《一行传》
    ⑤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二五
    ⑥《居士外集》卷9《本论》
    ⑦《宋史纪事本末》卷29《庆历新议》
    ⑧（19）《欧阳文忠公文集》卷112
    ⑨（17）参见《新五代史》出版说明
    ⑩（12）《欧阳文忠公文集》卷149《与梅圣俞》
    （11）（13）（30）《新五代史》卷35《唐六臣传》
    （14）（43）《新五代史》卷6《唐本纪》
    （15）《新五代史》卷12《周本纪》
    （16）《新五代史》卷61《吴世家》
    （18）《新五代史》卷31《周臣传》
    （20）《新五代史》卷60《职方考》
    （21）《新五代史》卷73《四夷附录二》
    （22）《新五代史》卷72《四夷附录一》
    （23）《读资治通鉴长编》卷32
    （24）《新五代史》卷46《王建立传附子守恩传记》
    （25）《新五代史》卷60《职方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