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欧阳修联系唐末方镇之旧事，对宋朝军队出现的问题忧心忡忡。他说：“（唐）既其衰也，置军节度，号为方镇。……故其兵骄而逐帅，师强则叛上，土地为其世有，干戈起而相侵，天下之势，自兹而分。”（20）在这里，欧阳修之所以重提唐末方镇的专权、叛乱，意在以古鉴今，有着深刻的社会时代性。北宋王朝建立后，“兵变”事件就屡有发生。到了北宋中期以后，“兵变”愈演愈烈，其次数之多、地域之广、影响之深是前所未有的。这些“兵变”事件除一部分是属于军队中、下级军官和士兵发动的反压迫斗争以外，还有相当一部分是由于士兵骄恣横行、桀骜不驯、目空一切的狂妄自大而引起，沿袭了唐王朝安史之乱后的“兵骄则逐帅，师强则叛上”的遗毒。欧阳修以此告诫宋朝统治者要防止武人专横跋扈，重演藩镇割据之悲剧，进一步表达了他对现实的担忧和不满。
    此外，欧阳修还对北宋日益激化的民族矛盾有所针贬。他专门编写了《四夷附录》，介绍了契丹、党项、吐蕃等少数民族渊源、发展等。他以后周世宗“南平淮甸，北伐契丹，乘其胜威，击其昏殆”为例，进而指出“自古夷狄服叛，虽不系中国之盛衰，而中国之制夷狄必因其强弱”。（21）又说：“自古夷狄之于中国，有道未必服，无道未必不来，盖自因其衰盛。虽尝置之治外，而覊縻制驭恩威之际，不可失也。其得之未必为利，失之有足为患，可不慎哉”！（22）欧阳修借此指责宋朝统治者“外扰不过边事，皆可预防”（23）的对辽、西夏妥协保守政策，并警告当世统治者应“富兵强国”，采取有力措施打击来犯的少数民族政权以保境安民。
    三、倡忠义廉耻、志于为治
    北宋以后，一场新儒学运动广泛兴起。在这场运动中，以欧阳修为代表的一些学者，关心社会现实，提倡所谓“道德性命”之学，针对五代“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的礼崩乐坏的现实，决定重整伦常道德以安定封建秩序。欧阳修一向主张“道德仁义，所以为治”。（24）他说：“自三代以上，莫不分士而治也。后世鉴古矫失，始郡县天下。而自秦、汉以来，为国孰与三代长短？及其亡也，未始不分，至或无地以自存焉。盖得其要，则虽万国而治，失其所守，则虽一天下，不能以容，岂非一本于道德哉”！（25）进而又说：“礼义，治人之大法，廉耻，立人之大节。盖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人而如此，则祸乱败亡，亦无所不至，况为大臣而无所不取不为，则天下其有不乱，国家岂有不亡者乎”？（26）从而他得出伦常道德是关系封建国家治乱存亡之根本的结论。
    当时北宋吏治腐败不堪，表现之一就是上至中央下至地方官吏的贪污受贿。据历史记载，宋真宗时，镇州知州边肃：“私以公饯贸易规利，遣吏强市民买女口自入”。（27）表现之二是官员冗滥，为官“但求无罪，不问成功。前后相推，上下相蔽”，极少数能为国至忠，图国忘身。针对日益腐败的吏治，欧阳修认为要予以改变就必须“人人要有礼义廉耻，”他说：“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28）鉴于此，欧阳修极力表彰那些有节、有义之士，树之为典范、标兵，以此警诫，教育当世官僚。例如他交口称赞“以廉平自励，民甚赖之”的后晋复州刺史郭延鲁，指出“盖自天子皆以贿赂为事矣，则为民何以堪之哉！于此之时，循廉之吏如延鲁之徒者，诚难得而可贵也哉！”（29）他还创立《死节传》、《死事传》、《一行传》等，将那些“势利不屈其心，去就不违其义”或“能以孝悌自修于一乡而风行天下者”的事迹搜集起来加以表彰。
    与此同时，欧阳修又猛烈谴责寡廉鲜耻之徒。如他在《杂传序》中说：“其（指冯道）可谓无廉耻者。”一针见血地揭露了冯道这个不倒翁的丑恶面目。又如在《唐六臣传》中，欧阳修描写张文蔚、杨涉等唐朝六大臣趋炎附势、卖国求荣的丑态，斥责他们为“皆庸懦不肖，倾险狡猾，趋利卖国之徒”。（30）另外，欧阳修对那些绝人伦灭天性的人也深恶痛绝。如他将“以子轼父”的友珪“不得列于本纪，”并说明他这样做是为了“伸讨贼者之志”。（31）又如他将后晋问阳行军司李彦珣 “弯弓射其母”一事与晋出帝绝其父相提并论大发议论说：“至其极也，使人心不若禽兽，可不哀哉！若彦珣之恶，而恬然不以为怪，则晋出帝绝其父，宜其举世不知为非也”。（32）
    虽然欧阳修把儒家伦常道德绝对化、神圣化，过分夸大了礼义制度的作用，但不可否认，他这样做有其较强的现实意义，他通过考察五代礼乐崩坏的情状，予以正反结合，或褒或贬，以此教育世人尤其是统治上层。从这个意义上说，欧阳修努力克服时代和个人的局限，最大限度地实践着他一贯的资治观。
    四、反讳迷信，轻天命重人事
    谶讳迷信，早在两汉时期就已出现。《四库全书总目》说：“谶者诡为隐语，预决吉凶”，“讳者经之交流，衍及旁义”。谶讳神学的理论基础是“天人感应说”，认为天决定自然界的一切变化和发展。这种荒诞的神学在以后很久时期内为人们所尊信。到北宋中期，一方面在“不惑传注”、“疑古辨伪”等思潮的冲击下，旧经学中的谶讳迷信等旧因素被剔除；另一方面一些疑古勇士又以理学的眼光不断总结和补充经学，使经学这只旧瓶装上了理学这新酒。欧阳修所为理学的先驱者，旗帜鲜明地反对谶讳迷信。正是基于这种思想，欧阳修在编修《新五代史》时，一反传统体例，独具匠心地不设《五行志》，而只立《司天考》。
    欧阳修的《新五代史》中所表现出来反谶讳迷信的强烈思想，更重要的缘由还在于当时的社会背景。公元1004年，北宋与契丹订立“澶渊之盟”，以屈辱条件换得苟且安定。对内为愚弄人民，粉饰太平，便伪造“天书”，大搞谶讳迷信，使“一国君臣如病狂然”。（32）然而一纸“天书”不能改变北宋“兵弱财困”的现实，于是随着宋真宗死去，“天书”也被扔进了历史的垃圾堆，结束了这场自欺欺人的骗局。欧阳修以其独特的时代感和责任感，要求朝廷“悉取九经之疏，删去谶讳之文。”（33）以适应时势发展。
    分析《新五代史》涉及此类的史论，不难发现欧阳修反谶讳迷信主要是反天人感应、祥瑞灾异说。他针对五代出现的祥瑞现象说：“麟、凤、龟、龙，王者之瑞，而出于五代之际，又皆萃于蜀，此虽好为祥瑞之说者亦可疑也。因其可疑者而攻之，庶见惑者有以思焉。”（34）欧阳修通过叙述“麟、凤、龟、龙，王者之瑞”皆“出于五代”这个动乱时代这件事，说明所谓“王者之瑞”的出现是“有道之应”的祥瑞说是以己之矛攻己之盾，根本是站不住脚的。欧阳修还反对灾异之学，他深感：“自秦汉以来，学者惑于灾异矣，天文五行之说，不胜其繁也”。（35）因而他对于“吴火出杨林江水中，闽天雨虫之类”嗤之以鼻，说这些“皆非中国耳目所及者，不可得而悉书矣”。（36）欧阳修意在将上述祥瑞灾异现象与北宋伪造“天书”予以对照，揭露北宋统治者倒行逆施，背道而驰。
    除此之外，欧阳修轻天命思想又体现在重人事的作用方面。他对天人关系作了具体阐述，说：“盖圣人不绝天于人，亦不以天参人，绝天于人则天道废，以天参人则人事惑，故常存而不究也”。（37）他继承古代“天道远，人道迩”的进步思想并阐发为：“予述本纪，书人而不书天。”（38）进而直之以言：“天，吾不知……若人，则可知者。”（39）欧阳修这种重人事而轻天命的思想，实际上是他联系个人政治遭遇，重在说明人事的好恶直接影响一个王朝的兴衰成败。欧阳修以后唐庄宗前期励精图治，使得“举天下豪杰莫能与之争”，后来宠信伶人，骄逸放纵，结果酿成“数十伶人围之，而身死国灭，为天下笑”。（40）的悲剧为例，说明：“人情处安乐，自非圣哲，不能久而无骄怠。宦女之祸非一日，必伺人之骄怠而浸入之”。（41）指出“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42）乃历史古训。他对后唐大理寺卿康澄提出的为国者“五不足惧，六深可畏”的观点深为赞同。即三辰失行，天象变见，小人讹言、山崩川竭、水旱虫蝗这五不惧；而贤士藏匿、四民迂业、上下相徇、廉耻道消、毁誉乱真、直言不闻这六可畏。他说：“然澄之言，岂止一时之病，凡为国者，可不戒哉！”（43）
    欧阳修的《新五代史》史论通过叙述天人关系并予以具体化、比较化，然后绕过这个圈子，使其终极点又回到资治观上来，所论指的仍是北宋现实。欧阳修一面抨击吕夷简、高若纳等奸臣小人倒行逆施、诬害忠良如历史上的伶人、宦者、女色之祸；另一方面又指责当朝皇帝闭目塞听，逸豫无为以致败国害民。欧阳修在这里将历史上的一些典型之例予以对照之笔，努力地压抑个人情感，将五代之史鉴最大限度地反馈于社会，反馈于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