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于此尚有一事应加辨白，即两宋会要抄本果何自而出？前北平图书馆《影印宋会要辑稿缘起》云：因“政府许臣民自由传抄”。此说殊无坚实可信根据，且与史实不符。按宋有《会要》抄本固无问题，已论证如前述，唯抄本非出“自由传抄”。试覆按宋史，宋代于国史传抄有禁，下而家传书录，亦在史官搜索审查之列，即使“有裨于公议，亦留中禁存留，不许刊行，其余悉皆禁绝，违者坐之”（17）。乾道六年（公元1170年）秋，有商人载书十二车渡淮，经盱眙军查出其中载有史事之《中兴小历》（熊克字子复著）以闻，从而引出一场全国规模之大检查，“遂命诸道帅宪司察郡邑书坊所鬻书，凡事于国体者，悉令毁弃”（18），著名史学家李焘尝因纂史罹重罪。稍涉宋史者皆知（19）。观此，尚有何“许臣民自由传抄（国史）”之可言？宋确有许人传抄经史之例，我已抉出如前文，但此类允许传抄之经史并不包括本朝史录在内，仅历代史传而已。或谓高宗建炎间唐开献《会要》，又于许中处抄录《政和会要》，岂非宋可自由传抄之证？答曰：否。唐开所献者，故都（东京）沦落之日散佚之阁本原稿；许中处抄书者，盖“许中尝预崇宁修书，故存此本，以备中禁之采录”（20），乃《会要》底本而非自由传抄所谓之抄本。然则，抄本之来源究竟如何？判断不外二途：出于从预修者自存之底本中抄出，此其一；馆阁权臣得窥中秘，借机自阁中摄录，此其二；初为私秘相授传抄，历久文字语言律弛，乃辗转写录而散漫。殆宋末朝政日衰，禁令若具文，于是晁公武敢录，陈直斋敢录，其他人士著述亦复敢录，不合法之国史传抄，乃一变而成半公开之形势。
    至南宋末年，元朝牧马江南，德祐丙子（公元1276年）之役，宋室请降，临安（南宋首都，今杭州）不守，江山从此易帜，两宋所修《会要》阁本，于是皆入元人之手，共被掳的宋帝赵而并之大都（今北京），先“贮于元都国史院”（21）。宋代遗存史料最称繁富，苏天爵《滋溪文稿》卷二五云：“宋自太祖至宁宗，实录凡三千卷，国史凡六百卷，编年又千余卷，其他宗藩谱图、别集、小说，不知其几。”迄至正三年（公元1343年）元政府诏脱脱修宋、辽、金三史，除上述诸史料外，《宋会要》阁本亦元朝史官据以取材的重要蓝本之一。惜元修《宋史》时日匆促，草率疏舛，《宋会要》原文，于《宋史》中求其本来面目之轮廓而不可得。《宋会要》于元代必无刊本。此征诸元人著述中引用《宋会要》极少一事，亦可佐证。胡三省注《资治通鉴》虽引有一条（22），恐系由宋代流传而来之民间抄本取得。
    迨明太祖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底定大都，又收元人图借南迁金陵（今南京），此藏诸元廷中秘达九十年之《宋会要》阁本，于兹又归明室。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明成祖患世讥惭德，下诏搜求古今闳文巨籍，孤椠希珍，编修《永乐大典》（初名《文献大成》）用弭朝野私议。当代名儒解缙、姚广孝、刘季箎先后监领（23），参预修纂及司事者共二千一百六十九人，从传世之七、八千种古籍中，“分韵类聚经、史、子、集、天文、地志、阴阳、医卜、僧道、技艺之言为一书”，分装一万一千零九十五册，合二万二千八百七十七卷，凡例、目录六十卷犹不与焉（24）。数百种今已亡佚之古籍以保存于世，此书厥功甚伟，《宋会要》因而散缀于《永乐大典》各韵中。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迁都北京，原贮南京之文籍又择要（一百柜）北迁，宋元遗椠及中秘要籍概贮于北京左顺门北廊（25），《永乐大典》则庋“文楼”（即清初之宏文阁）；前者（左顺门北廊）中有宋元所遗《宋会要》阁本，后者（文楼）则有《宋会要》缀文。至明英宗正统初（公元1436年），始有旨移左顺门北廊图籍于文渊阁，“是时秘阁贮书约二万余部，近百万卷，刻本十三，抄本十七”，“皆宋元所遗，无不精美，装用倒折，四周外向，虫鼠不能损”（26）。惟文渊厨庋虽富，残缺却多，《宋会要》阁本，亦所不免，正统六年（公元1441年）华殿大学士杨士奇编定《文渊阁书目》其卷六史附门宙字号第二厨书目云：“《宋会要》一部。二百三册，阙。”是见《宋会要》此时尚在，惟已残缺不全。
    至明神宗万历己巳（公元1605年）孙能传、张萱重编《内阁藏书目录》，《宋会要》忽不被著录，证知中秘已亡其书，此有宋一代三百年史录珍品，于兹扫架无存，此后欲一窥宋修会要面目，唯有求诸辑入《永乐大典》中之零落精英。
    然《宋会要》究在何时何故而损失？确是一桩尚待重加判决之公案。前国立北平图书馆《影印宋会要辑稿缘起》尝记会要之失云：“文渊阁藏书，明宣德间焚于火者大半，故万历重编阁目，已无（《宋会要》）其书，赵宋一代故实，遂扫地以尽。”
    推按《缘起》原文，则已断《宋会要》焚于宣德之火。案文渊火灾，宝简琅函虽半归煨烬，而《宋会要》却幸免不焚。盖《宋会要》系自南京迁来，是时尚贮左顺门北廊，迁藏文渊东阁，事在文渊大火之后数年间，文渊之火发生于宣德，《文渊阁书目》编就于文渊大火后之英宗正统六年（公元1441年）六月二十六日，其间尚系录《宋会要》残卷二百三册已揭如前文。火灾之后《宋会要》原书无恙，此可证《宋会要》不为丙丁所波及者。
    然则，《宋会要》阁本之失，当在明正统六年迄万历三十年（公元1441--1605年）此一百六十五年间，观王肯堂《郁冈斋笔丛》，《宋会要》之流佚，似出典藏不善故。
    二
    《宋会要》原本既亡佚于明代，嗣后此书之传，则端赖《永乐大典》。明、清人著述所引《宋会要》，恐皆从《大典》以出。然《大典》之传流，亦几经艰折。按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诏修此书，越年而成初稿，六年（公元1408年）始臻定稿。虽谓公修，亦不过写本一份贮之南京中秘而已。我往年负笈北京，得见此五百五十年前所修之《大典》残本，其书颇为讲究，书高一尺六寸，广亦九寸五分，封、底皆黄绢硬面，正文宣纸，半叶八行，行大字十五，小字三十，朱笔句读，书名亦朱书。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迁都北京，《永乐大典》写本亦迁庋北京大内文楼，其时《宋会要》阁本尚存。迨《宋会要》亡逸，《永乐大典》亦险遭不测。盖明嘉靖三十六年（公元1557年）四月皇宫三殿火灾，波及甚广，幸《永乐大典》得救无损，诚书林幸事。明世宗有鉴于《大典》孤本易遭不虞，因于嘉靖四十一年（公元1562年）选礼部儒臣程道南重录正、副两本，命张居正等校理其事，另配书手一百八名，绵历五年，至穆宗隆庆改元（公元1567年）竣功，乃以《大典》永乐原本仍送贮南京，嘉靖重录之正本贮文渊阁，副本别藏皇史貯。后南京贮本果尽毁无存，所幸重录之正副两本尚在。明亡，公元1644年清人入关接收此书。清顺至初，修《永乐大典》正本于乾清宫，移皇史宬副本于翰林院。康熙中，《永乐大典》搜罗之富，已引当代学者注目，徐乾学即首倡从《大典》中裒辑逸文秘典，惜议中辍。下及乾隆元年（公元1736年）全祖望寄居李绂京宅，借李之助，得假《大典》，日读二十卷，以所签分令四人抄之，“从中抄出王安石《周官新义》等书十数种”（27）。唯《大典》此时已短缺二千四百二十二卷，且全谢山所辑不及《宋会要》。
    清乾隆三十七年（公元1772年），统治者为粉饰太平，牢笼士子，继雍正三年（公元1725年）编成《古今图书集成》（28）之后，又诏开四库馆修纂《四库全书》。《四库全书》收录典籍之来源有六，《永乐大典》即其最要者（29）。四库全书馆不仅赖《大典》校补他书，且从中辑出之书经著录者达三百八十余种，四千九百二十六卷，存目者又一百二十七种，占《四库全书》所收百分之六（按《四库全书》共收书三千四百六十一种，七万九千三百零九卷，分装三万六千余册）。《四库全书》出自《大典》之书虽富，惜《宋会要》又不与焉！析其原因，不外数端：四库馆校办《大典》为期太促，因期促而草率疏忽不录（30）；校办诸臣之间对《大典》评价不一，有虽与其役而不乐其事者，乃至视之为散片、为鸡肋，因而不及细察其间富有菁华（31），致使此一足资启镛后学，广益多闻，而实流传已少，尚可裒缀成编（32）之《宋会要》亦弃而不顾。《宋会要》卷帙浩繁，条目纷杂，又分隶于《大典》各韵，更难觅其端绪，荟萃编次，措功不易，故虽见其文，亦未敢率尔操觚。（四库馆臣除朱筠外，如于敏中大多数人皆不主从大典辑出《宋会要》；专治宋史之邵晋涵亦复如是，殊为可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