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康、雍、乾三朝虽官私均无与于《宋会要》之辑掇，然至嘉庆初，却有俞正燮发此闳愿，且已着手进行。俞代辑此书之动机，乃因其“曰辑太一十神事，以纪传不祥，思得会要，苦不见其书；初疑此书元时早亡，乃锐意自前人引文中类辑。及见明人引用尤多，又疑此书明时尚在；后见徐乾学《读礼通考》书目中有《宋会要》及《五礼通考》选引《宋会要》；又见全祖望《九经字样跋》亦引《宋会要》之文，不知时人所引何所出，更疑当日或仍有全书，疑信之间，时辑时辍”，故起甲子以迄庚辰（公元1804--1820年），费时十七年，所得《宋会要》辑本不过五卷。殆嘉庆二十五年（公元1820年）就此书五卷厘定成编，方始发觉徐松早已辑得“无虑五六百卷矣”，十七年苦心，则已全功尽废。盖俞氏虽博极群书，睥睨一代，但终生不第，无缘得窥中秘，不知《宋会要》即存缀于《永乐大典》中，以致徒劳多年功力。俞氏故败，其所辑仍不失为《宋会要》之第一个辑逸本，因其始辑之日，尚早徐松六年。
    嘉庆二年（公元1797年）乾清宫大火，《永乐大典》嘉靖重录正本又扫数灰烬，《宋会要》文字之保存，至此已全赖残阙十一之《大典》副本。及嘉庆十三年（公元1808年）清仁宗诏继曹寅编录《全唐文》成例，命文华殿大学士、文渊阁领事董诰总裁重编《全唐文》事，设全唐文馆于北京文颖馆旧址，移内府旧藏全唐文及《四库全书》、《文苑英华》、《古文苑》、《永乐大典》诸书于文颖，以供编校之臣“搜罗采取，普行甄录”（33），越六年成《全唐文》千卷进奏（34），湮没数百年之《宋会要》，亦因修《全唐文》而并出，此即今本《宋会要辑稿》之来历。
    然有应加申述者，此一代要籍，又非真由全唐文馆诸臣辑出，乃因预此馆总纂工作之青年学者徐松之功力及其费尽苦心而得。清儒俞正燮引徐松之言曰：“《宋会要》世无传者，余于《永乐大典》中（按即残阙副本）辑出，无虑五六百卷。”（35）
    徐松，字星伯，原籍浙江上虞，侨居顺天府大兴，遂为大兴（今属北京市郊县）人，每见徐松自著序跋，末皆自署“北平徐松”。星伯为清代嘉、道间之渊博学者，三十岁前即淹雅为时推重。唯生前经历坎坷，仕宦极其蹭蹬，身后又无传铭以传其行状，试检清代三十三种碑传集，求徐松之名而不可得。《畿辅通志》采徐松事迹，而亦抵牾不免。幸缪筱珊（荃荪）参稽徐氏所著诸序录记跋，尝编《徐星伯先生事辑》（36），于是徐氏生平，乃得略窥一二。星伯生于乾隆四十六年（公元1781年），弱冠（二十岁）中恩科举人（嘉庆五年，公元1800年），二十四岁（嘉庆十年，公元1805年）会试中进士，殿试二甲第一，朝考一等第一，改庶吉士（指进庶常馆肄业），嘉庆十二年（公元1807年）散馆（指结业）授翰林院编修，入直南书房，备皇帝咨询顾问，时年二十七岁（37）。其京宅在北京城内顺治门大街，居曰“荫绿轩”，治学之所称“治朴学斋”。徐松少年得志，良非偶然，因星伯非仅博贯经史，即文字、音韵、目录、金石、版本、舆地亦无所不通，而于唐文研求，尤为精邃，此读其三十卷《唐登科记考》（书在《南菁书院丛书》内）可证，每发前人所不发，揭杜佑、马端临所不清者而澄清，钩深抉隐，反复论证，有识之士，无不为其赅博所惊服，此与其同时之空疏措大，轻浅浮躁流辈较，相去岂止以万千道里计！膺选甄录唐文，固其宜也。先生入全唐文馆，据自著《唐两京城坊考序》，在己巳之岁（嘉庆十四年，公元1809年），据缪著《事辑》，时年二十九，据嘉庆十九年（公元1814年）闰二月《进全唐文表》所附编校诸臣职名，先生冠衔“提调兼总纂官”，且列名首席。嘉庆十五年（公元1810年）充文颖馆（唐文馆）总纂，同年出简湖南学政（又称提督学政，各省一人，主管全省学务及科举考试秀才、童生。清制从翰林官及进士出身之部院官中选派，三年一任）。嘉庆十七年（公元1812年）三十二岁，以科场案为御史赵慎畛所纠，获谴流放新疆，出嘉峪关，过镇西府，手拓《裴岑纪功碑》（海内仅此一本），明年（嘉庆十八年，公元1813年）抵伊犁，停寓城南宣闿门第三舍老芙蓉庵戍馆，一称“亦园”。嘉庆十九年（公元1814年）松筠再次出任伊犁将军，闻星伯赅博之名，乃延请重修《伊犁总统事略》（后更名《新疆识略》，南开大学历史系新编《中国古代史》下册误为松筠撰）（38），于是徐松得遍游天山南北，“携开方小册，置指南针，记山川道里，下马录之，每至邮舍，则进仆夫、驿卒、台弁、通事，一一与之讲求，经年风土备悉” （39）。先生从此兼治西北史地，为张穆（公元1805--1849年），李文田（公元1834--1895年），何秋涛（公元1824--1862年）诸家究心西北与朔漠历史地理之先导（40），亦开近代东方学之先河。嘉庆二十四年在戍六年期满，释放回籍，行前手拓散见新、甘之汉唐残碑八种偕归，上所著《新疆识略》十卷。嘉庆二十五年（公元1820年）诏命武英殿为此书锓版行世，并赏赐内阁中书。然徐松时已年近四十，而《全唐文》千卷亦已进呈六年。
    徐松在伊犁时，先后撰有《新疆赋》（分南路、北路二篇），又撰《西域水道记》五卷，龙万育尝为之《序》（述作者心得与纂述体例），徐氏此书乃学术界至今推重之名著，其卷二最早揭出库车（今新疆龟兹县）赫色勒河畔有丁谷山佛教石窟寺与佛教壁画。而此类佛教石窟及其艺术创作流派，恰是敦煌艺术及其后麦积岩（甘肃天水）、云冈（山西大同）、龙门（河南洛阳）石窟艺术的源头与嚆矢。徐松在新疆又以亲身经历所得，撰《汉书西域传补注》二卷，以补唐人颜师古注之疏舛。星伯有关西北地理之作，又有《新斠注地理志集释》十六卷，《元史西北地理考》、《西夏地理考》、《长春真人西游记跋》。自从徐氏东归，首倡究心西北地理，一时蔚为风气，名家辈出，硕果累累，而星伯乃成为嘉道间此一新起学科之中心人物，时居京师，与最负时名之西北史地学者张穆、沈垚（41）深相契合。张穆尝记云：“子敦（（沈垚号）留京师，居内城，间旬出相访，则星伯先生为烹牛炊饼，召余共食，剧谈西北边外地理，以为笑乐。”（《落帆楼文稿序》）
    顾徐松供职全唐文馆，起于嘉庆十四年，止于嘉庆十七年（公元1809--1812年），为时共约三年。从《永乐大典》（重抄副本）中辑出《宋会要》即在此时。夫以区区三年之功，竟从《大典》二万余卷之巨帙中，就《宋会要》散缀诸篇之断圭残璧辑出“无虑五六百卷”，其神速，其勤笃，其精敏，今日视之，尤不禁然汗下，读二十六史儒林、文苑、艺术传，几亦未有窬乎此者，非徐松学海渊富，安敢有望及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