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师培（1884-1919），江苏仪征人，字申叔，号左庵。出身于古文经学世家。他少承先业，服膺汉学，经史子集靡不贯通，是晚清至民国初年学术思想史的重镇。丁惟汾曾这样评价说：“（晚）清儒后劲者惟余杭章太炎，蕲春黄季刚与申叔数人而已。而覃思冥悟以申叔为最。”（《刘申叔先生遗书》丁惟汾序）本文仅就刘师培经学研究的一个方面《左传》研究为例，探讨刘师培学术思想的特色。
    一、刘师培《左传》研究的背景与倾向
    晚清经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动向是今文经学的兴起。鸦片战争前后，一些敏感的学者有感于乾嘉考据学沉迷于训诂，丧失对现实社会问题的关心，试图通过反省经学的精神实质，而重新树立学术研究的经世精神。如魏源就曾指出，乾嘉学者虽然以汉学相标榜，自认为得孔学真传，但他们最多只涉及了东汉许（慎）郑（玄）之学，至于西汉之学，则没有引起足够重视。而“西汉经学师承七十子微言大义，皆以自得之学，范阴阳、矩圣学、规皇极，斐然与三代同风；而东京亦未有闻聚。”（《两汉经师今古文家法考叙》，《古微堂外集》卷一）所以乾嘉之学并不能代表孔学的精神实质。要弥补乾嘉学说的不足，就应该对西汉经学进行研究。
    西汉经学的主流即董仲舒等人的今文经学，也就是古文经如《周官》、《左氏春秋》等古文经还没有产生重要影响、没有取得学术思想的主导地位时的学术思想。今文经学的一个鲜明特色，就是把孔子视为有独特政治目的和政治理想的大师，认为六经是孔子伦理、政治思想的集中体现。经过刘逢禄、龚自珍、魏源等人的提倡，到十九世纪中叶，经学研究已经明确地意识到今文经学与古文经的一些区别。1886年廖平著《今古学考》，深入具体地分析了今古文的不同之处，揭示：今文经与古文经的最大不同在于二者所说制度的不同。今文经以《王制》为主，古文经以《周礼》为主。《周礼》是周公的法典，而《王制》则是孔子对新制度的设想。古文经代表孔子早年的思想，有“从周”之意；而今文经则代表孔子晚年的思想，有“因革”之意。1887年，他又把上述观点进一步表述为：古文经皆有作伪迹象，而今文经则各经完备，皆是孔子改制之作，典型地表述了孔子的政治与文化思想。与廖平相呼应，康有为于1884年写成《礼运注》，1891年印行《新学伪经考》、1892-1896年写成《孔子改制考》等，明确提出：古文经学皆刘歆伪造，自东汉以来的学术都是孔学的异端，孔学的真传在于自孔子到西汉末年的今文学，其最集中的体现即《春秋》，特别是公羊传中“存三统、张三正，异内外”的三科九旨，反映了孔子对历史过程的系统看法以及他对不同历史阶段不同的政治设想。
    晚清今文经学的兴起，不是偶然的。面对着列强的入侵和清政府的腐朽，有思想的知识分子迫切感受到自己所肩负的历史使命。而为了抵御外侮和改良政治，又都需要从思想上找证据。而反观当时知识界的状况，大多数知识分子囿于积习，把大量精力花在某些无关紧要的问题的考证之上，无法从学术中看出经也致用的意图。因此，他们求助于今文经学。而对今文经学的提倡，又主要体现在两个重点：首先是高扬学术思想的经世性和创造性，把孔子打扮成为“改制”的素王，从而批评乾嘉汉学的学风；其次是发掘今文经学的微言大义，即攘夷和改制，为现实政治问题谋求解决方法。这一点连康有为等人的政敌朱一清也看得很清楚，他曾说：晚清之所以有公羊为代表的今文经学复兴：“良由汉学家琐碎而鲜心得，高明者亦悟其非，而又炫于时尚，宋儒义理之学，深所讳言，于是求之汉儒，惟童生之言最精，求之六经，惟《春秋》改制之说最易附会。且西汉今文经学久绝，近儒虽多缀辑而零篇坠简无以自张其军。独公羊全书幸存。《繁露》、《白虎通》诸书又多与何注相出入，其学派甚古，陈义甚高，足以压倒东汉以下儒者，遂幡然变计而为此。”（《胡仕榜问董胶西明春秋》《无邪堂答问》卷一）今文经学谈攘夷以御外侮，谈改制以拯救政治，谈学术的创造性以扭转学风，在当时确实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但矫枉也有过正。从学术史本身的线索来看，并不见得古文经学毫无是处。以《周礼》和《左传》为核心的古文经学也并不是没有一点政治思想。它同样是孔门弟子乃至儒家后学的著作，它同样反映着儒家学派的人生理想和政治理想，反映着儒家学派的天道观和历史观。既使它在某些问题的看法上与今文经有一些区别，那也不是势不两立的矛盾。因此，廖平、康有为等把刘逢禄、龚自珍、魏源等人的观点发展到极端，完全否定古文经的学术价值，把古文经一概说成是刘歆的伪造，甚至说刘歆为了伪造古文经，还不惜窜改了《史记》诸书，认为那些可以印证古文经中的典制仪礼的古器物也是刘歆的伪作，显然有难以解释的矛盾之处，容易引起某些学者的反感。如陈澧（1810-1882）在今文经学潮流产生初期就曾指出：近儒尊汉学，不讲义理，不讲汉学的精神实质确实不对，但并不是说郑玄结合今、古文经所阐发的经学本身没有义理，从学术史角度看，郑玄诸经注“无偏无弊。”（《东塾读书记》卷一）相反象刘申受（1776-1829）《春秋公羊经何氏释例》所阐发的义理，倒不能得学术史的真理。他说：何休《公羊解诂》“多本于《春秋繁露》”，而“《春秋繁露》云王鲁、绌夏、新周，故宋”，“公羊无此说也”（《春秋三传》同上书卷十）。也就是说何休公羊说由于受董仲舒的影响，所阐发的义理与公羊本来面目不符。而刘逢禄又把何休的公羊义发挥得更不符合公羊的真实。
    陈澧之后，有章太炎，也对廖平、康有为等人的学术观点采取了批评态度。章太炎于1891-1896年间，曾集中精力对《春秋》和《左传》进行研究，写成《春秋左传续》一稿，后来也一直未中断对春秋左传的研究。在整理《左传》源流，比较秦、汉典籍的过程中。他意识到从学术角度看，古文经学有其独到的价值。《左传》并非刘歆伪造。而廖平、康有为等人的观点既不符合经学的原貌，也不符合中国文化思想的实质，具有“以类例断成事”、生搬硬套，把具体历史现象简单化的毛病，也有学风不扎实，无征而信的毛病。
    在上述学术背景下，刘师培这位经学世家子弟，受过古文经学熏陶和长期学术训练的学者，很快感受到晚清经学研究的焦点，很快洞知怎样找到问题根本解决的途径。他一生致力于古文经学的阐微和疏通，试图在今、古文经学所形成的共识的基础上，全面揭示古文经学的精神实质，从学术上还今、古文经学的真实。
    二、《读左札记》与刘师培关于经学的基本思想
    1905年刘师培在《国粹》杂志上连续发表《读左札记》，以研究《左传》为核心，第一次鲜明地表述了他对当时今、古文之争的态度。
    首先，他驳斥了今文经学家们对《左传》的诬蔑。
    长期来《左传》与《公羊传》、《谷梁传》并称，作为解释《春秋》的著作。三书各有特色，《公羊》《谷梁》二传以解释《春秋》的义法为主，主要是依据《春秋》原文以发议论，属于史论一派。而《左传》则是一部历史著作，长于叙事，不仅叙述政治、军事，还涉及经济和文化，内容远比《公羊》、《谷梁》丰富而翔实。由于《左传》在学术史上的重要地位，先后为之诠释的有贾逵的《左氏传解诂》、服虔的《春秋左氏传解义》、杜预的《春秋左氏传集解》和《春秋释例》等等。但自汉末以来，关于《左传》与《春秋》的关系即有争议。到宋明时期，象孙复的《春秋尊王发微》、孙觉的《春秋经解》、胡安国的《春秋传》等书，大都认为《左传》叙事虽详，解经多背离儒家正统观念，主张依据己意，直解《春秋》。而晚清今文经学则认为《左传》是刘歆伪造，不是孔子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