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师培认为：左传并非刘歆的伪造。他的一个有力证据是，《左传》在刘歆以前就有传承。他说：
    近儒多以左氏春秋为伪书，而刘氏申受则以左氏春秋与《晏子春秋》、《铎氏春秋》相同，别为一书，与《春秋》经文无涉。然《史记·吴泰伯世家》云：予读古之春秋……即指左氏传言。又《汉书·翟方进传》言方进授《春秋左氏传》。若以《晏子春秋》、《铎氏春秋》例之，岂《晏子春秋》亦可称《春秋晏子传》，而《铎氏春秋》亦可称《春秋铎氏传》乎？（《读左札记》，《刘申叔先生遗书》第1函7册）
    刘师培认为《左传》自成书以来，相传不绝如线，其中最重要的是荀子、贾谊、司马迁、翟方进等，怎么能说是远在他们之后的刘歆所伪造？
    刘师培的另一个有力证据是，《左氏春秋》所载史实和解经的语句在刘歆以前的各种著作中曾不断为人所征引。他说：
    自刘申受谓刘歆以前左氏之学不显于世，近儒附会其说，谓《史记》所引《左传》，皆刘、班所附益。此说不然。观《淮南子》一书，作于景、武之间，在史公之前，而书中多引《左传》之文，如华周却赂（襄二十三年）、子罕献宝（襄十五年）咸见于《精神训》篇……
    《吕览》一书多成于荀卿之手。荀卿为《左氏春秋》之先师，故《吕览》一书多引左氏之文。足证秦火以前，左氏一书久行于世。……盖战国之时，虽去春秋之世未远，然所传之事岐异甚多，惟左氏一书，本于百二十国宝书，记载较实，故战国学士大夫莫不尊为信史。此《吕览》所以多引其文也。若谓周代之世，左氏之书流传未普，则诸子百家何以无不杂引其文哉？（同上）
    《左传》在史实记载中有许多独到的描述，而这些记述又不断地为荀子、韩非子、《淮南子》、《史记》所征引，如果《左传》是刘歆伪造，又怎么能够为上述诸书所征引？
    刘师培的上述两个证据较为准确地批评了刘歆伪造说的要害。
    至于《左传》与《春秋》的关系，刘师培也驳斥了左氏不传《春秋》之说。他说：
    自汉博士谓左氏不传《春秋》（《汉书·刘歆传》），范升谓左氏不祖孔子，而出丘明师徒相传又无其人（《后汉书·范升传》），晋王接遂谓“左氏赡富，自是一家书，不主为经发”（《晋书·儒林传》），近儒武进刘氏，遂据此以疑《左传》。案：汉严氏春秋引《观周篇》云：孔子将修《春秋》，与左丘明乘如周，观书于周史，归而修《春秋》之经，丘明为之佳，共为表里。《观周篇》，《孔子家语》篇名；（此真《家语》，非王肃所造之《家语》也）而引于汉人，且引于公羊经师，则《左传》为释经之书，固公羊家所承认矣。刘向《别录》云：左丘明授曾申。刘向素以《谷梁》义难《左传》，而于《左传》之传授言之甚详，则《左传》为释经之书，又《谷梁》家所承认矣。（同上）
    也就是说，《左传》为解释《春秋》而作，曾经在非伪造的《孔子家语》中有明确记载，而且这种记载被西汉今文经学之公羊派所认可；而谷梁家还对《左传》学的流传脉胳作过探索，可见在西汉时期，今文经学本身都承认了《左传》的解经地位。
    刘师培还进一步分析《春秋》经与三传的关系，说：
    《春秋》者，本国历史教科书也，其必托始于鲁隐者，则以察时势之变迁，当先今后古，略古昔而详晚近，则《春秋》又即本国近世史也。虽然，以史教民，课本所举仅及大纲，而讲演之时，或旁征事实，以广见闻，或判断是非，以资尚人。时门人七十弟子三千。各记所闻，以供参考。而所记之语，复各不同，或详故事，或举微言，故有左氏、谷梁、公羊之学。然溯厥源流，咸为仲尼所口述，惟所记各有所偏，亦所记互有详略耳。（同上）
    因此，左传与公羊、谷梁传经方式的差别，直接导源于孔子弟子们记录的差别，导源于孔门弟子学术兴趣的差异，并不是只有公羊谷梁才是解释《春秋》的作品，而《左传》同样是解经之作。
    其次，刘师培挖掘了《左传》的政治文化思想，证明它与孔子思想存在一致性。
    晚清今文经学的一个重要观点就是古文经缺乏孔子素王改制的经世精神，没有历史发展的观点和政治理想。刘师培认为这不符合古文经学的面目。他说，就华夷之辨来看，“公、谷二传之旨，皆辨别内外，区析华戎。《左传》一书，亦首严华夷之界，僖二十三年传云：杞成公卒。书曰子，杞，夷也。二十七年传云：杞桓公来朝，用夷礼，故曰子。此左氏传之大义也，亦孔门之微言也。”（同上）也就是说，《左传》一书也在解经过程中突出了夷夏之防，具有民族主义思想，可以用来推御外侮。
    至于今文经学所诩为独发的君轻民贵之说，刘师培也认为《左传》中比比皆是：
    晚近数年，皙种政法学术播入中土，庐氏民约之论，孟氏法意之编，咸为知言君子所乐道，复引旧籍，互相发明，以证皙种所言忍民之理皆前儒所已发。由是治经学者咸好引公谷二传之书，以其所言民权多是附会西籍，而《春秋左氏传》则引者阙如。予按隐公四年经云：冬，十有二月，卫人立晋，左氏传云：书曰卫人立晋，众也，以证君由民立，与公谷二传相同。又宣公四年经云：郑公子归生弑其君夷，左氏传云：凡弑君称君，君无道也；称臣，臣之罪也。以儆人君之虐民，与公羊传之释莒君被弑，亦合尧符节。（同上）
    因此，刘师培认为《左传》对孔子创法垂意的微言大义也知之甚深。故所谓左氏不知《春秋》之义的观点，是“真不知《春秋》之义矣夫！”
    其三，刘师培还反省了人们对于《左传》产生误解的缘由，并提出了一些解决误解的方法。
    既然《左氏传》本身并不违背《春秋》，那是什么原因导致人们的误解？刘师培认为这主要是由于三个原因：一因卷帙浩繁，一因汉儒无完全之注，一因后儒斥为伪书。《左传》比《公羊》、《谷梁》内容赡富，而由于西汉时又未成为经学主流，一直没有人给它完整地作注解。东汉时，古文经地位的上升，《左传》也受到一定重视，但贾逵、郑众等虽有注，也未完整地保存下来，只有晋杜预《春秋左氏传集解》得以完整地留传下来。而杜预的《集解》，又受公羊、谷梁的影响，并不遵循《左传》的特点，穿凿附会，反而把《左传》引向岐途，丧失了自身的特点。后儒之所以把《左传》斥为伪书，大多是因为受杜预《集解》的影响，刘逢禄、廖平、康有为对《左传》的理解，也大多以杜预《集解》为凭据。刘师培说《左传》之义厄于征南，杜预不是左传的功臣，而是《左传》之祸首。
    那么，怎么才能扭转对《左传》研究的不利状况？刘师培说：
    今观左氏一书，其待后儒之讨论者约有三端：一曰礼、二曰例、三曰事。（同上）所谓“礼”，就是说要研究《左传》阐述的礼典礼制。晚清今文经学认为《左传》所阐述的礼制跟《周礼》有相合之处，而与《王制》相异，刘师培认为这需要进行深入研究，看看是否与《王制》相背，如果相背，它体现了什么特点？而且，“左氏佚礼者能疏通证明，亦考古礼者所必取也。”所谓“例”，即《左传》的书法。《左传》有独特的书法，只有实事求是地去理解，才能把握《左传》的思想。而不能依照公羊、谷梁，照样画葫芦。所谓“事”，就是《左传》的史实。刘师培认为有必要理清《左传》所载史实的来源及其被引用的情况。他说，礼例事“三书若成，则左氏之学必可盛兴，若夫历谱地舆之学，治左氏者多详之，惟考证多疏，董而理之，殆后儒之责欤？”（同上）
    可以说，刘师培所提出的关于《左传》研究的进一步课题，也是极为准确地抓住了《左传》学自身的不足，很有学术价值。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也可以看出刘师培对于当时经学研究的基本态度是，不蔑视不偏袒任何一种学说，坚持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各种学说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