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师培认为，只要我们对西汉经师的礼制说进行甄别的话，我们还是能看到自战国以来就有两种不同的礼制学，而《周礼》更得古礼的原貌。他说：
    昔仲尼闵亡道之陵迟，忧礼乐之不正，周流应聘，还辕邹鲁，制作《春秋》，约以《周礼》，就是非之说立动作之中，内而蒐狩尝，外而朝聘会遇，经有劝惩，佥与礼应，故班爵必首上公，书名弗遗三命，至于名位不同，礼亦异数，丘明作传，言必宗典，计数纤啬，概准六官，其所诠揭，尤在地域……（同上）
    因此，既使晚清今文经学指责古文经学所说礼制与《王制》有异，也并不违背历史事实，丝毫也不能损害古文经学的价值。古文经学的研究也没有必要强我从敌，以自身学术的独特性而自我贬抑。
    刘师培对三礼特别是《周礼》的研究使古文经学的特色得到保存，稳定了古文经学的阵营，使《左传》学也有了坚实的学术背景。
    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之上，刘师培对经学提出了较为系统的看法。
    首先是关于孔子素王改制的问题。刘师培认为，根据汉儒治《左传》的认识来看，孔子是有政治理想和政治改良愿望的思想家，特别是《春秋》反映了他对现实政治的批评和对理想政治的追求。但并不能因此就认为《春秋》就是改制之作，是为后王垂法的作品，《春秋》一书并没有为后王提供什么具体的政治制度，他说：
    汉儒治左氏，以经有空王之法，不以经文有空王之称。以法即《周礼》故章，弗以属《春秋》新制。因素王而涉改制，是以今说殽古经也。因成周而斥素王，是以《春秋》非制作也。 后说以有为无，于经为抑，前说无而谓有，于经为媟。媟经抑经为失则均。”（《春秋左氏传古例诠微·明作篇》，《刘申叔先生遗书》第1函第8册）
    他认为，孔子是对现实政治有独立主见的学术大师， 有谋求社会政治理想化的志向。正因为如此，不能把孔子所作的《春秋》当成是一部没有主体思想的历史记叙，不能绌经从史。另一方面，也不能把《春秋》当成改制的法典。因为孔子不过是借历史事实来体现他的思想倾向，其中所记的历史事实和典章制度还是与《周礼》旧章相通的。
    其次是经传关系问题。刘师培主要以春秋与三传的关系为例，论述了不同的传代表着解释经典的不同角度，都有某些合理因素。重要的是学者们应该深入理清各传的源流和独到之处，不能相互混淆，反而看不出各自的特色。比如《春秋左氏传》，它主要是从史法角度对《春秋》作了补充发挥，如果受公、谷二传影响，迷失了这一特点，把史例等同经例，则势必把史法也当成微言大义。刘师培曾以《左传》对《春秋》时月日古例的解释为例，对此作了生动说明。说：
    诸儒游于公羊、谷梁之说，横为左氏造日月褒贬之例，经传久远，本有其异义，犹当难通，况以他书驱合左氏，引二条之例以施诸无例之日月，妄以生义，此所以乖误而谬戾也。（《春秋左氏传时月日古例考》，《刘申叔先生遗书》第1函第7册）
    《春秋》经中有的事件书有年月日时，有的不书，有的仅书年月日时，不记事，历来引起经师们的种种猜测，《左传》在解释这一现象时有许多可取的观点，如贾逵认为春秋时十分重视天象，如果侯王不登台视朔，则不书时月，若登台而不视朔，则书时不书月，若视朔而不登台，则书月不书时，若虽无事视朔登台，则空书时月。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但后来杜预却囿于公、谷二传，把日月时例简单化，反而不得《左传》的长处。
    可见，刘师培通过对《左传》和《周礼》的深入研究，已经打破了家法的制约，比较客观地面对经学内部的流派及其传衍，他提出的经学观点，有助于后人超越晚清今古文经学的对立，对经学自身的演变历史作出实事求是的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