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春秋左氏传例略》与刘师培经学思想的系统化
    1908年，刘师培因为与章太炎小有龃龌，脱离资产阶级革命知识分子群体而投靠清政府。他的学术研究也由1908年以前的无所不学转移到以《左传》为核心的古文经学上来。1910年发表《春秋左氏传时月日古例考》，1912年写成《春秋左传答问》、《春秋左氏传古例诠微》，1913年写成《春秋左氏传例解略》，1916年写成《春秋左氏传例略》，上述著作都体现了刘师培对《左传》研究的深入。其中尤以《春秋左氏传例略》简明扼要，言约义丰。
    刘师培这一时期的《左传》研究的一个最重要的特色，是在他详细地整理了两汉至东晋时期的左传学成果，实事求是地还原了杜预《春秋左传集解》以前的左传学概况，并对它作了高度评价。他说：
    汉儒左氏说，其较二传为密者，厥有数端。凡经书典礼，恒据本传为说，一也。据本传所志事也，以明经文书法，二也。据传例以说他条之经，凡经字相同即为同旨，三也。引月冠事，经有系月不系月之分，四也。据三统术，校经历明朔闰，分至所推悉符，五也。日食所食之月为主，据日以定分野，专以灾异系所分之域，与二传师说泛举时政者，疏密有殊，六也。（《春秋左氏传例略》，《刘申叔先生遗书》第1函第8册）
    如前所述，刘师培认为左氏学代有师承，自荀子、翟方进、刘歆到郑众、郑兴、贾逵、许慎等人，都以古文经学名家。刘师培通过爬梳上述大师们的观点，进行比较后得出结论，说他们的注解由于受“家法”观念的影响，既使贯通其他经说，也不把其他经传的内容牵扯到《左传》上来。他们诠释《左传》的典礼，解释《左传》的书法都是依据《左传》的内容就事论事，因此也颇能得《左传》之真。而且，这些经师们在解释《左传》和《春秋》的灾异时，大都依据三统历，初步考虑了太阳和月亮运行的某些规律，比较准确地理解了春秋时期的天象把日、月食都基本弄清了，排除了大量的非科学的比附因素。同时，他们还吸取和发展了战国以来的分野学说，把上天十二星宿与地上十二个区域相互对应，如果上天显示灾异，只从上天所对应的州郡地域去说明，也与公羊、谷梁泛泛而谈大有不同。
    刘师培对东汉以前的左传说的评价，比起1905年《读左札记》来，要具体得多，也确实符合当时左传学的特点。它进一步证明刘师培在《读左札记》所提出的撰著《左传》礼、例、事三书的原则是正确的。
    以汉儒左传学的独立性和相对科学性这两个基本特征为标准，刘师培还把视野延伸到东汉到三国时的学术领域，对这一时期各家各派的左传学也作了估价和整理。他说：
    东汉左氏古义有附著他籍者，舍先郑（郑众）《周官注》，后郑（郑兴）群经注，许君（许慎）《说文》外，若马融《尚书》、《周官》注，卢植《礼记解诂》、蔡邕《月令章句》、赵岐《孟子章句》、宋忠《世本注》、王逸《楚辞章句》、应劭《汉仪》《汉书注》、高诱《吕氏春秋注》，《淮南子注》，采用传说，均有可证。其以子书采用传说者，桓谭《新论》、王充《论衡》、王符《潜夫论》、荀悦《申鉴》、徐干《中论》、应劭《风俗通义》、仲长统《昌言》是也。又班彪、朱浮、杜标、冯衍、张衡、崔瑗、胡广之论，所撰文词，亦多传说，汇而集之，可以观其大概矣。
    三国之时，若王朗、麋信、董遇、高堂隆、谯周之论，均通传说，其遗说稍具者，魏则王肃、孔龟、吴则韦昭，于经传之文均有攈摭，上与刘、贾义符。晋则皇甫谧、干宝、郭璞之俦，诠引经传，犹多古谊。（同上）
    刘师培不但梳理了左传学的师承，而且还把这种师承延伸到杜预以前，这显然比起前期《左传》的研究来要显得丰满。并且，由于他泛考汉晋诸子百家之学，并善于从中发掘左传学的观点，使得左传学的阵营更加壮观。这一方面捍卫了《左传》在经学史上的地位，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正确认识《左传》学的学术史真相。
    这一时期，刘师培《左传》学研究的另一重要特色是，他对《周礼》进行了深入研究，试图使《左传》所阐发的礼典在礼制学术史上得到落实和确认。刘师培在1908年以后，曾经致力于三礼的研究，先后写成《西汉周官师说考》和《礼经旧说》、《周礼古注集疏》，据陈钟凡回忆，刘师培十分看重这几部著作，曾说：
    “余平生述造，无虑数百卷，清末旅扈，为《国粹学报》撰稿，率意为文，说多未尝。民元以还，西入成都，北届北平，所至任教国学，纂辑讲稿外，精力所萃，寔在三礼，既广征两汉经师之说，成《礼经旧说考略》四卷，又援据《五经异谊》所引古《周礼》说、古《左氏春秋》说及先郑杜子春诸家之注，为《周礼古注集疏》四十卷，堪称信心之作……”（《周礼古注集疏》二《陈钟凡跋》，《刘申叔先生遗书》第1函第六册）
    晚清今文经学反对古文经的一个证据，就是古文经以《周礼》为主，而《周礼》所阐叙的典制不同于《王制》。刘师培认为要解决这个问题只有深入研究古礼从而比较王制与周礼的真伪，衡量它们的价值。他在对两汉左传学的发掘过程中，也同样认识到对于《周礼》本身，也有一个还原的问题。在《西汉周官师说考》一书的序中，刘师培说：
    ……荀准《周官》，孟符《王制》，谊肇后师，爰及西汉，《王制》业昌，五经家言靡弗准焉。《周官》之学，闇而不章，孝平季年，说始萌芽，发见《周礼》，以明殷鉴，新莽制法，模斯频；凡所阐绎，盖出子骏，斯时本经无说，通以《王制》，二书并文，莽传数见，虽地有赢绌，制弗揆齐，其它品数，推放并准。以浅知远，以浅持博，说有详略，例得互补，析二孤于九卿之中，别四伯于二公之外，斯其证也。东汉初业雅达聿兴，众师踵业于南山，景伯振条于虎观，比义会意，冀别莽说，櫫杙古学，立异今文，典无钜细， 概主劈析，后郑作注，稽业扶风，参综今学，附比移并，同事相违，疑炫难壹，今古之棥，至斯亦抉。师培服习斯经，于兹五载，窃以六代暨唐，惟宗郑说，随文阐义，鲜关恉要，西京逸绪，奥难见，顾鲜寻绎，莫能原察，用是案省班书，比次甄录，贾马诸说，亦间采刺《春秋》内外传，旁隶《大戴记》《周书》之属，以证同制；成《西汉周官师说考》二卷，虽复节族久绝，法数滋更，然故典具存，师说未替，辨迹溯源，咸有籤验。庶圣王之文具于簟席， 太平之迹布在方策。世之君子，或有取焉。”
    刘师培认为，复原《周礼》的真貌有很大的困难，由于《周礼》晚出，至刘歆时才出现于学术界，而且又由于当时《王制》关于古代典制的影响，经师们都不可避免地有以《王制》叙《周礼》的倾向。这就需要学者结合《左传》古学，进行甄辨，而在甄别时，更应该对《周礼》还未走向学术领域时的西汉经师们所阐述的那些不同于《王制》的礼制引起足够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