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四达在《江西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刊发文章《周秦的社会变迁、思想调适与中国传统社会》认为：以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来看，中国古代文明是一个社会形态未发生根本质变的传统社会。周秦之间的社会变动，只是夏商时代部落方国相对自治的社会格局因西周“封建诸侯”的等级分权专制逐渐向中央集权专制过渡。“独尊儒术”是在大一统格局形成过程中思想调适的最终产物。这个文化系统在“天不变道亦不变”观念的支配下走向僵化。
    李禹阶在《重庆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发表题为《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是一种替代理论》的文章指出：陈胜、吴广农民大起义中提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口号是一种承认既定现实政治秩序，强调个体富贵贫贱转化的替代理论。这一口号既是周以来中国“天道”观变化的结果，也是战国时期在商品经济发展刺激下社会价值观中求富贵思想使然。
    张云在《历史教学问题》2004年第1期撰文《在历史与现实之间：历史学的研究与应用》谈到：“应用史学”的提出是我国社会发展对史学研究提出的要求。其特点是：田野化作业、市场化操作、多样化载体和职业化的史学家。发展方向应为：文物的开发和利用、历史知识的普及、口述史料的挖掘、提供咨询服务和决策参考以及史学的影视产业。
    林晓平在《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刊登文章《论先秦时期的历史盛衰总结》说：在先秦时期，不同的阶层分别对历史盛衰问题进行了探索，统治者注重历史盛衰产生的原因，以史为鉴，指导治国实践；史官的探讨凸显出哲学思辨的特色，且能运用《周易》来论述历史盛衰；诸子百家对历史盛衰的总结，与其思想学说紧密结合；这些对我国民族历史思维和后世史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王嘉川在《河北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发表文章《试论古代学人对史家修史致祸现象的认识》论说道：中国古代关于史家修史致祸现象的探讨十分丰富。孔子从实践上对此做出了最早反应，刘勰对史家的历史命运提出了理论的认识，刘知几、韩愈明确表述了史家因修史而致祸的历史命运的必然性。胡应麟、章学诚也对这个问题作了有益的探讨，提出了很有价值的认识。
    李虎在《咸阳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刊文《<中国近世史>评述》介绍说：魏野畴的《中国近世史》脱稿于20世纪20年代，1930年出版。是中国第一部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专著。这部著作奠定了魏野畴作为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之一的历史地位。
    葛兆光在《历史研究》2004年第1期发表题为《“唐宋”抑或“宋明”--文化史和思想史视域变化的意义》的文章指出：在文化史与思想史研究领域里，是否可以将历来习惯于“唐宋”对比的方法，转向注重“宋明”连续的思路？这一研究视域变化的意义是：把关注领域从仅仅围绕和瞩目于精英与经典，转为兼顾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随着研究中心的转移，思想与文化的制度化、世俗化和常识化过程，将成为研究的重要历史脉络；研究思路从关注“创造性思想”的唐宋，到关注“妥协性思想”的宋明，会刺激文化史思想史研究的文献资料范围的更大拓展。这种视域或时段的改变，能引起文化史思想史研究的一些根本性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