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谈作史”之事，隋唐以前未闻有人议论，其说之出，盖始于初唐。后世虽间有学者回应，然皆有说无证，影响有限。清人曾试图从《史记》里寻求司马谈遗文，收效甚微。20世纪中叶，“司马谈作史”问题受到学者关注，其中顾颉刚先生所撰《司马谈作史》一文，就此作了专题考论[1]（P226-233），提出新见解。后来论者多有响应。80年代以来，此问题成为《史记》研究的热点之一。今有学者宣称“司马谈作史”已成定说。
    笔者对“司马谈作史”之说存疑已久。考此说之由来及前修时贤之考论，颇觉有可疑或可商之处。兹谨献疑数则并略附管识，质诸高明。
    一、“司马谈作史”说之由来
    司马谈生前是否已有历史著述规划并付诸实行？他是否有遗文存稿为后来司马迁著《史记》时因袭承继？凡此，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下文省称《自序》）和《报任安书》述《史记》写作经历时概无明文言及，亦未见有两汉史家学者议论此事。班固的《汉书·司马迁传赞》对司马迁《史记》有一段重要评论，曰：
    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接其后事，讫于天汉……然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2]（P2737-2738）。
    这段话又见于范晔《后汉书·班彪传》引班彪《略论》（文字略有不同）。班氏父子都只说司马迁作《史记》。此非班氏父子的意见，它反映的当是两汉学者之共识。以“博极群书”著称的刘向曾经典校秘书，所著《别录》就著录过《太史公》；扬雄亦校书秘府，又续过《太史公书》；班氏父子亦曾先后续《史》，他们对司马迁书的撰述情况理应比后世之人有更深切的了解，他们都只说《史记》作者为司马迁，从未提及司马谈。魏晋南北朝时期，对司马迁及其书之研究、评议者多有之，也无人于《史记》作者问题有异议[3]（P234-258）。刘宋裴骃撰《史记集解》，其序头一句言《史记》作者 就是援引《汉书·司马迁传赞》的“司马迁据《左氏》、《国语》”一段[4]（《史记集 解序》，P1）。
    晋人傅玄曾有一说，曰：“班固《汉书》，因父得成，遂没不言（班）彪，殊异马迁也。”[5]（P1749）梁刘昭亦曰：“（司马）迁有承考之言，（班）固深资父之力。”[6]（P2）这是汉晋以来的所谓“班固窃盗父名”之论。论者在指责班固时，往往举司马迁“阐扬先美”作对比。但傅玄、刘昭等所谓“殊异马迁”，“迁有承考之言”，语焉未详，恐怕不能由此而逆推其言外有司马迁《史记》亦“因父得成”，“深资父之力”之意。
    今可考最早提出“司马谈作史”，《史记》为“司马谈父子之所述”的，是唐人。唐初魏征所撰《隋书·经籍志序》，曰：
    武帝置太史公……司马谈父子世居太史，探采前代，断自轩皇，逮于孝武，作《史记》一百三十篇[7]（P1058）。
    又曰：
    至汉武帝时，始置太史公，命司马谈为之，以掌其职……（司马）谈乃据《左氏》、《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接其后事，成一家之言[7]（P1063）。
    司马贞《史记索隐序》亦曰：
    《史记》者，汉太史司马迁父子之所述也[4]（《史记索隐序》，P7）。
    其后宋人所修《旧唐书·经籍志序》、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郑樵《通志·总序》等俱承《隋志》说（注：《旧唐书》卷二十六《经籍上》序：“昔马谈作《史记》，班彪作《汉书》，皆两叶而仅成”。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史记》一百三十篇，汉太史令司马迁续其父谈书”。郑樵《通志·总序》：“司马谈有其书，而司马迁能成其父志。”）。如此看来，《史记》作者这个在两汉至魏晋南北朝不成问题之事，倒在唐宋时出了新问题。究此说之由来，《隋志·序一》所言“司马谈父子世居太史……作《史记》一百三十篇”云云，乃本之晋人葛洪《西京杂记》。但是葛洪是说司马迁“序世事，作传百三十篇”（注：《西京杂记》卷五曰：“汉承周史官，至武帝置太史，太史公司马谈世为太史，（司马）迁年十三，使乘传行天下，求古诸侯史记，读孔氏古文，序世事，作传百三十篇，五十万字”。又卷四曰：“司马迁发愤作《史记》百三十篇”。），到《隋志·序一》里却变成了司马谈父子“作《史记》一百三十篇”。《隋志·序二》称“（司马）谈乃据《左氏》、《国语》”云云，分明是袭用《汉书·司马迁传赞》，却将汉人所说的“司马迁据《左氏》、《国语》”改为“司马谈”，又没有出具更改汉晋人成说之依据，可谓口说无凭。故“司马谈作史”说自提出之始，其可靠性就令人怀疑。稍晚于《史记索隐》成书的张守节《史记正义》，其序首句就指明“《史记》者，汉太史公司马迁作”（注：见中华书局点校本《史记》附录。又刘知畿《史通》卷十二《古今正史》曰：“太史公司马谈欲错综古今，勒成一史，其意未就而卒，子迁乃述父遗志”。也只说司马谈有作史之意，未就而卒。），这是隐然针对《索隐序》的驳正。再看《隋志》里录有“《史记》一百三十卷，目录一卷。汉中书令司马迁撰”。可见《隋志》正式著录《史记》时，亦因仍旧贯，没有在该书作者司马迁上擅加“司马谈”，盖修撰者对其序文的说法也有所保留。其实，司马贞亦未尝不是如此（注：《史记索隐序》曰：“（司马）迁自以承五百之运，继《春秋》而纂是史……于是上始轩辕，下讫天汉……凡一百三十篇”。司马贞此又说《史记》全书为司马迁所纂。）。这大概是由于缺乏根据的缘故。所以，“司马谈作史”说提出后，虽间有学者附议，却没有产生多少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