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前人对“司马谈作史”的考论
    至清代，有关“司马谈作史”的讨论，由此前的口说议论进而为求证。方苞、俞正燮等试图从《史记》本文中找到司马谈的笔墨遗痕，借以推测可能出自司马谈手笔的篇章。方苞《读史记十表后》曰：
    （司马）迁序十表，惟《十二诸侯》、《六国》、《秦楚之际》、《惠景间侯者》称“太史公读”，谓其父所欲论著也；故于《高祖功臣》称：“余读”，以别之……其《自序》曰：“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不敢阙。”而本纪、八书、世家、列传无称其父者，故揭其义于斯。则踵《春秋》以及秦灭、汉兴、文景以前，凡所论述皆其父所次旧闻，具见矣[8]。
    又，方苞《又书太史公自序后》认为，《自序》叙《史记》五体有曰“著”，有曰“作”，因谓：
    本纪十二曰“著”者，其父所条科也；余（案指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曰“作”者，已所论载也[8]。
    方氏前一说，顾颉刚谓之“似无确证”，后一说则“益近穿凿”。
    俞正燮见《史记·卫世家》有“太史公曰：余读世家言”云云，遂断定：“《史记》世家，（司马）谈所造，（司马）迁特作赞，自称‘太史公’也。”[9]
    方苞等为后人从《史记》里寻字摘句推寻司马谈遗文开了先路。而这种仅凭《史记》赞文中某些措辞用语来判断某篇或某类篇章为司马谈遗文的做法，难免因主观随意性而流于穿凿附会。
    近人王国维在探索《史记》史料来源方面有值得重视的新见。王氏注意到《史记》的《刺客列传》、《樊郦列传》、《郦生陆贾列传》三篇赞文分别提到的公孙季功、董生、（樊）他广、平原君子俱与“余”有交往，而此数人行辈“远在史公之前”，那么，赞中自称“余”者就不会是司马迁，而有可能是司马谈。王氏据此有一推论曰：“然则此三传所记，史公或追纪父谈语也。”[10]王国维的这段考说影响很大，后之论“司马谈遗文”者几乎无不举此三传为说，更有将王说的“或然”往“必然”方向推求。
    20世纪四五十年代，“司马谈作史”问题又引起学者的兴趣。李长之先生、顾颉刚先生先后有专文讨论。李长之《史记中可能出自司马谈手笔者》一文[11]，从“思想上”、“年代上”、“文字上”（避讳）三项标准来分析鉴别《史记》里遗存的司马谈文，得出“有司马谈所作的可能”者八篇，其中包括王国维所指出的《刺客》等三传。李文可视为王国维说之拓展，却由王国维对《史记》史料来源的探发转而为考寻司马谈所作之文，但李长之反复强调只是“可能”，称“我所说可能（是司马谈作），是说还不能认为就是定论”。仍留有商讨的余地。
    顾颉刚先生的《司马谈作史》一文（下引顾说俱出此文），则在前人考说的基础上对“司马谈作史”问题做了更为全面深入的研究，得出肯定的结论。顾文分两部分。前一部分也是考求《史记》里“成于（司马）谈手”的篇章。顾氏先举《刺客》、《樊郦滕灌》、《郦生陆贾》三列传，论证的方法和依据与王国维基本相同，结论却有异。顾氏曰：
    （司马）谈于赞中自称曰“余”。《荆轲传》曰“为余道之如是”，《朱建传》曰“平原君子与余善”；《樊哙传》曰：“余与他广通”，著传文之来源，作一篇之总结，则此三传成于谈手无疑[1]（P227）。
    顾氏断定此三传为司马谈所作，又进而推测曰：
    （司马）谈之为史，有传、有赞，则《史记》体例创定于谈亦可知。及迁继作，因仍其文，盖与尔后班固之袭父作者同[1]（P227）。
    此外，顾氏另据《张释之冯唐列传》言冯唐之子冯遂“与余善”，谓“是亦其父（司马）谈之事”；又《游侠列传》赞有“余视郭解”云云，谓“见郭解者其父谈也”。又据《赵世家》赞的“吾闻冯王孙（遂）曰”云云，推言“《赵世家》与《冯唐传》实出一源”，而《赵世家》中有“《国语》与《战国策》之所未记而极富有故事性之民间传说”以及赵之将相或与赵有关系的人物故事，“推求来源，乃知为司马谈所得于冯氏者也”。顾氏此节论述，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有“推求”、“臆测”成分，未明断必为司马谈之作。顾文的这一部分旨在为论证“司马谈作史”提供证据。
    其文第二部分重点论证“司马谈作史”和“《自序》记《史记》之断限有两说”的问题。他的根本依据是《自序》里的两条材料。一条是司马迁对其父临终遗命的答辞：“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另一条是：“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根据第一条材料，顾氏论证结论为：“（司马）谈既立其著作之宗旨与计画，又已积累若干稿本甚明”。根据第二条材料，顾氏认定它是司马谈述作之断限，谓“（司马）谈欲继孔子而述作，故曰‘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而《自序》此言与序末的“余述历黄帝以来至太初而讫”这一断限说的矛盾，顾文“求其歧说所以发生之故”，认为后者是司马迁书之断限，因谓知《史记》一书，“其父作之于先，迁特损益其成稿，并补入元封以后事，至太初而讫”，且将其书上限“延长”至黄帝。顾氏对司马谈、迁父子述作断限之不同，有一番阐论。顾文第二部分，多有新见，为后来者研究“司马谈作史”定下基调。
    80年代中期以来，“司马谈作史”的讨论再度升温，一时有多篇文章发表（注：有关论文主要有：赖长扬：《司马谈作史补证》，《史学史研究》1981年第2期。赵生群：《司马谈作史考》，《南京师院学报》1982年第2期。又《司马谈作史考述》，载《史记文献学丛稿》，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张大可《司马谈作史考论评述》，《史记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通观时贤之所论，注意力仍集中在寻找《史记》里出自司马谈之手的遗文上，大抵沿用方苞以来寻字摘句路数。如果说在这方面有所进展的话，也只是搜检出司马谈“遗文”数量上超过前人，而且议论更大胆，判断更坚决。今有论者宣称已考出《史记》里“司马谈作史30余篇，有本纪、年表、书、世家、列传，以及‘太史公曰’，即今本《史记》五体结构，司马谈作史皆备……堪称定说无疑”[12]（《徐复序》）。在研究“司马谈作史”和《自序》的“两个断限说”方面，论者尚未脱离顾颉刚先生《司马谈作史》既定的框架，有的只是就顾说加以衍申或调整而已（注：这主要是在对所谓《史记·自序》有“两种断限说”问题上。可参见张大可：《史记断限考略》，载《史记研究》；赵生群：《史记断限辨疑》，载《史记文献学丛稿》。）。没有新材料发现，也就谈不上对前人研究的“突破”。在“司马谈作史”的讨论中，几乎是一边倒的肯定意见，极少听到有不同的声音（注：主“司马谈作史”说者只是对《史记》里哪些篇是司马谈所作有不同意见。而对“司马谈作史”持否定意见的，我们所见的似乎只有徐朔方先生一家，详下文。见徐著《史汉论稿·司马迁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考》，载徐朔方《史汉论稿》，江苏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
    下面，我们想先就顾颉刚先生论证“司马谈作史”的两条基本的文献依据作一些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