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氏认为，司马迁《史记》的断限（自黄帝至太初）是对其父述作断限（自陶唐至“麟止”）之“延长”，乃因“父子思想不必尽同”，更有各自不同的“政治背景在”，并对此有分析论述。顾氏上述见解，发前人之所未及。但他出此新解时，声明只是一种“假定”，“尚未得其实”，仍持谨慎态度。后来之论者踵其步武，更把顾先生的“假定”当成事实，遂于司马谈、迁父子作史的“两个断限”之间“发展”与“统一”关系大加阐释[12]（P93，99），宣称“从司马谈父子共同作史这一基本立场出发”，“《自序》有两个断限的矛盾得到圆满的解释，前人的一些不同意见也可以得到较好的统一”[12]（P93）。似乎尘埃落定，这个千古疑案由此定谳。
    我们认为，把《自序》“卒述陶唐”句说成“司马谈作史”的“断限”，根本经不起推敲。此说的出发点是“司马谈父子共同作史这一基本立场”，首先得证明有“司马谈作史”这一事实。而此事无论从包括《太史公自序》在内的《史记》本文还是现存的其他汉代史籍文献中都无法获得确证，那么“司马谈作史”的“断限”又何从谈起？再看《自序》这段行文，“于是论次其文”句下，全是司马迁自述写作经历，与司马谈无涉，如何突而冒出一句司马谈“卒述陶唐”的话来，而且与下句“自黄帝始”相抵牾。顾先生对此又有一推测，谓“《自序》一篇本亦谈作，迁修改而未尽，故犹存此抵牾之迹”。这一推测是建立在双重“假定”基础上的，且殊乖事理。若依其意而换个说法，岂不是说今《自序》“犹存此抵牾之迹”，是由于司马迁修改其父所作《自序》时未及抹尽司马谈作史之痕迹吗？更有论者再作推测曰：“不一定是司马迁修改未尽，而很可能是他有意识地保留了父亲作史计划，‘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正包含着终成父业的欣喜。”[12]（P93）像这样没有任何举证而对古代文献随心所欲的解释，愈发显得离谱。
    我们认为，《自序》的“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原意不是说史书断限，既非司马迁《史记》断限，更不可能是司马谈作史断限。顾先生把这句理解为司马谈书的断限，也是误解，而此误实承前对司马迁所言“先人所次旧闻”的误读而来。我们在上文指出，“先人所次旧闻”的“先人”，不能指司马谈。泷川资言于此句有注曰：“先人，犹言父祖，司马氏世为史官，故云，非斥（司马）谈也。”（注：《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卷一百三《太史公自序》考证，第206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又，徐朔方解释“先人所次旧闻”句说：“指的是他（司马迁）父亲以至祖上所搜集、整理的史料，不是《史记》本身的篇章。……因此，不存在《史记》是司马迁父子合作的问题”。《史汉论稿》，第53页。今案：司马谈是否已搜集整理史料，也无从知晓。）泷川的注释尚欠明晰准确。其实，司马迁此言“先人”，确切的涵义是指世为史官的司马氏先祖和孔子。只要细读《自序》，其义自明。《自序》载司马谈临终遗命，开头就追溯其家族史官渊源，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又曰：“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
    司马迁在《自序》开篇叙其家世，远溯至颛顼时之重黎，曰
    唐虞之际，绍重黎之后，使复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后也。当周宣王时，失其守而为司马氏。司马氏世典周史[4]（P3285）。
    又曰：
    余维先人尝掌斯事（指史职），显於唐虞，至于周，复典之，故司马氏世主天官。至于余乎……[4]（P3319）
    又曰：
    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4]（P3296）。
    司马谈、迁俱称其先人自唐虞时“尝掌斯事”即掌史职，历夏商而至周，“司马氏世主天官”。及至幽厉之后，“世典周史”的司马氏中衰，于是有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历史著述传统才未曾坠地。在司马谈父子看来，孔子之述作乃自唐虞以来的司马氏先祖修史事业之继续。而身为汉朝官史的司马谈、迁，不仅绍续其先祖史官职守，更是司马氏先祖和孔子述作事业的当然继承人。司马谈志在继承孔子述作，他“所欲论著”的正是“自获麟（指《春秋》绝笔）以来”至“今汉兴”近四百年历史，未能如愿，临终时将其遗愿郑重托付给儿子。司马迁同样以承继其先人和孔子事业为己任。显而易见，司马迁说的“先人所次旧闻”，指的是其先祖和孔子“所次旧闻”。依司马谈父子说，司马氏先祖唐虞时“尝掌斯事”，其历史述作当始于陶唐，历夏商而至周，春秋时中衰，因有孔子论《诗》《书》，作《春秋》。那么，自陶唐以来至孔子《春秋》绝笔（即“麟止”）所流传下来的官方历史载籍和儒家典籍文献，都属于“先人所次旧闻”，而“先人所次旧闻”所记载，反映的又正是“陶唐以来至于麟止”的历史，司马迁“悉论”之。那么，“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一语不过是“悉论先人所次旧闻”的换个说法而已，根本不是说《史记》断限，更与“司马谈作史断限”风马牛不相及。
    必须指出，司马迁虽对其父遗命有庄严承诺，但《史记》的著述却非仅事整理纂辑“先人所次旧闻”。司马迁有更宏远的著述理想：“网罗天下放失之旧闻”、“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故其书“述历黄帝以来至太初而讫”。明乎此，再看《自序》“卒述陶唐”句下即有“自黄帝始”，以领起下文论列《史记》各篇旨义，辞顺义畅，毫无“抵牾之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