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有关“司马谈遗文”考论中存在的问题
    以上，我们重新考查了“司马谈作史”立说的依据，事实表明，该说是建立在对古文献误读的基础上的，无法成立。既然如此，诸如《史记》里有多少司马谈的“遗文”，或“司马谈之述作”为司马迁“重新剪裁熔铸”之类问题（注：季镇淮认为司马谈“可能已开始了部分撰述工作，可惜今天在《史记》一百三十篇内，究竟哪几篇是司马谈的手笔，我们实在很难辨别出来”。《司马迁》，第1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张大可则认为：“我们应该承认司马谈有整篇的述史，其成果或许不止三十七篇，问题是司马迁作了重新剪裁熔铸。”又说：“今本《史记》中虽无司马谈整篇的作史，但留下司马谈作史痕迹是没有疑义的。”《史记研究》，第72-73页。），似无讨论的必要了。但是，在“司马谈遗文”的讨论中，牵涉到《史记》某些篇的史料来源，或许与司马谈有关，而论者对此的考论中存在的问题，仍需提出一议。为便于说明情况，我们拟再就王国维、顾颉刚两先生的有关考证略作分析。
    王国维、顾颉刚先生都从《史记》里寻绎出一些线索，来考察司马谈与《史记》某些篇的关系。从探讨《史记》史料来源而言，是有价值的。然而，这方面研究遇到的最大困难在于文献不足征。一则，所谓“线索”大都是间接的示意而非直接的证据，而且材料极为有限，又多为《史记》论赞中的某些措辞用语，只能作寻字摘句的推求，无法从纪传正文或其他史籍文献获得相应的证据支持。二则，即使承认《史记》的某篇或许与司马谈有关，同样因缺乏佐证，无法确认到底是何种关系。因此，《史记》史料来源与司马谈的关系，凭现有的文献材料，恐怕也只能做些合理推论。推论再“合理”，终究不能代替证据，且难免带有主观随意性，一旦推求过甚，必致穿凿附会，方苞等已有例在先。我们先看王国维对《史记》的《刺客》等三篇列传的考说。
    王国维发现可能与司马谈有关系的《刺客》等三篇列传，是很有代表性的。王氏从此三传论赞中所提到的公孙季功诸人与“余”的行辈着眼，看出此称“余”者可能是司马谈，殊为有识。他循此线索作推论，只肯说到“此三传所记，史公或追纪父谈语”为止。也就是说司马谈或许只是三传史料（得自公孙季功诸人的口述）的提供者而非传文的作者，传文的作者是司马迁。从线索的发掘到分析、推论，王国维的说法显然要比方苞、俞正燮等人切实得多，也谨慎得多（尽管王说仍有商讨余地，详下文）。
    顾颉刚论此三传，在王说基础上推进一大步。他认定“此三传成于（司马）谈手无疑”。也就是说司马谈不是三传史料的提供者而是传文的作者，《史记》里的《刺客》等三篇列传乃“司马谈作史”的“遗稿”。顾氏的论析虽详于王说，但他下此断语时，并没有出示比王说更进一步的实质性证据。至今，也未见从顾说者提出新证，却有人讥王国维的谨慎，“是由于他未能确认司马谈作史这一前提……解释得过于谨慎，反与事实不合”[12]（P150）。此话恰好道出时下有些论者考证“司马谈遗文”的逻辑：先“确认司马谈作史这一前提”，再从《史记》里搜寻“线索”，由此断定某篇必为司马谈所作，然后又以此来佐证“司马谈作史”。问题是“司马谈作史这一前提”是事先未经证实，也是无法证实的。那么，用这种带先入之见的循环论证又岂能得出合乎事实的结论？这里，不妨举一典型的例子作点个案分析，这就是王国维所举三篇列传的首例--《刺客列传》。
    《史记》的《刺客列传》是一篇类传，其中有《荆轲传》，主要内容记荆轲刺秦事。《战国策》的《燕策》中也有一篇记此事，文字与《史记》基本相同，两者之间显见有因袭关系。是《史记》采用《战国策》文（注：案：刘向编订《战国策》，成书在《史记》之后。班氏父子所言司马迁“采《战国策》”，指的是西汉中秘书的有关史料，也就是后来刘向编订《战国策》所依据的材料，不能误会为《史记》采刘向编订的《战国策》。），还是后人节取《史记》文入《战国策》？前人颇有争议。司马贞《索隐》说《史记》“此传虽约《战国策》而别记异文”[4]（P2527）。也有不少学者持相反的意见[15]（P1670）。为了避免不必要的纠缠，此引用赵生群的看法。赵氏是主《刺客列传》为司马谈所作观点的，但他在《论<史记>与<战国策>的关系》一文中，否定《战国策》采《史记》。他依据《战国策》的编校者刘向的《战国策书录》，谓刘向校《战国策》采用的都是“中书”，甚至没有用“外书”来参校，“更谈不上取《史记》成文入《战国策》”；又谓“刘向所录的资料虽各有名目，但无一不是纵横家所次旧闻”[12]（P150）。这两点言之有据。我们再补充一条更直接的史证：班彪、固都说“司马迁采《世本》、《战国策》”。事情很清楚，《史记·刺客列传》所记荆轲刺秦事之始末是采用《战国策》文，而不是来自公孙季功、董生。因此，该传史料来源与司马谈并没有直接关系。这是《史记》、《战国策》本文提供的本证。又，司马迁在《自序》、《报任安书》中俱称《史记》百三十篇皆已所撰述；扬雄说：“太史公（案指司马迁）记六国、历楚汉”[2]（P3580），则六国、楚汉史事为司马迁所记；班氏父子更明言司马迁（而非司马谈）“采《战国策》”。这是作者本人和两汉史家学者提供的证词。本证、旁证相互印合，可知包括《荆轲传》在内的《刺客列传》全篇出自司马迁手笔。赵氏所谓“《刺客列传》自应视为司马谈所作”[12]（P77），无足征信。
    考查清楚《史记·刺客列传》的《荆轲传》本之《战国策》文，该传赞的“世言荆轲”到“为余道之如是”一段意思就明白了。李学勤先生曰：“从这段话可以知道，司马迁写燕丹、荆轲事，曾根据公孙季功等人的传述，纠正流行的说法”。这是司马迁“征所闻”[16]（P320）。这一解释是正确的。但考虑到王国维所说该传赞的“余”有可能是司马谈，那么司马迁之“征所闻”，就不一定是亲闻公孙季功、董生所述，而是司马谈将他从公孙季功等人口中获知有关荆轲事的实情，转述给司马迁。司马迁则用以纠正当时社会上流传荆轲故事中的讹误和无稽之谈。司马迁引父语入赞，意即在此。司马迁“追纪父谈语”的内容，今可考知者，仅见于传赞，并非《荆轲传》正文所记，更不用说是《刺客列传》全篇了。
    这里附带提出，司马迁《史记》引父语入赞之例，后为班固《汉书》沿用，如《汉书》的《元帝纪》赞曰：“臣外祖兄弟为元帝侍中”；《成帝纪》赞曰：“臣之姑充后宫，为婕妤”等即是。前人指出此两赞的“臣”应是班彪（注：见《汉书》卷九《元帝纪赞》颜注引“应劭曰”；又卷十《成帝纪赞》颜注引“晋灼曰”。），由此推断这两篇《纪》文出于班彪，作为班固窃据父书之证据[17]（P291-296）。而顾颉刚先生亦援此例来佐证司马迁《史记》的《刺客》等三列传系因仍父文。我们曾对班固《汉书》修撰与班彪续《史》问题做过认真考核，知前人所谓“班固窃父书”之说纯属“莫须有”。略举一证：“即以《汉书》的《元帝》、《成帝》二纪而言，其编年纪叙国事明详审备，引录诏书多达三十八篇，明出官史手笔无疑。”[18]班固曾修史兰台，掌握大量官方文献和书府秘籍；而班彪从未担任史官，只不过是位“业余”续《史》者（注：案：在汉时，私续《史记》是违法的，班固就曾以“私改作国史”获罪下狱。故《汉书·叙传》不仅不提班彪续《史》，就连班固自己早期续《史》之事也缄口不言，盖有所忌讳也。）。故《汉书》的《元帝》、《成帝》两纪为班固所作甚明。司马迁《史记》、班固《汉书》引父语入赞，不能作为其因仍父文的依据。颜师古谈到班固此举用意时说：“《汉书》诸赞，皆固所为，其有叔皮（班彪字）先论述者，因亦具显以示后人”[2]（P3131）。此说合情合理。我们认为，《汉书》引父语入赞的这层用意，盖亦沿承司马迁《史记》之成例[19]。
    我们不能同意在缺乏证据的情况下，仅凭《史记》论赞中的某些似是而非的“线索”来断定某篇或某类篇章为“司马谈遗文”，但是我们也不排除《史记》论赞中也确有些线索显示出某些篇章可能与司马谈有某种关系。无论是“线索”本身的认定，还是由此所作的分析、推断，都必须是“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否则，终难取信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