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司马谈作史”立说的文献依据有问题
    前文已提到，“司马谈作史”的主要文献依据是《太史公自序》里的两条材料。这两条材料本身并没有问题，问题出在论者用它们来论证“司马谈作史”时，对这两条材料原意的理解上。
    1.《自序》里司马迁所言“先人所次旧闻”，不能作为“司马谈作史”的根据。
    顾颉刚用以证明“司马谈作史”的直接的、也是唯一的文献依据，就是《太史公自序》所记司马迁对其父临终遗命的答辞。这段原文如下：
    太史公执迁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迁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4]（P3295）顾氏对司马谈的遗命和司马迁的答辞分别有论析。他节引司马谈语从“今汉兴”到“汝其念哉”一段，曰：“是（司马）谈所欲论载者，为明王、圣君，为忠臣、死义之士，即《史记》中之本纪、世家、列传百余篇之中心思想与其主要题材也。”顾氏注意到司马谈此言乃“所欲论著者”。而在分析司马迁答辞时，他的解释转为肯定，顾氏曰：
    （《自序》）又记迁俯首流涕之辞曰：“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
    又记其答壶遂之语曰：“且余尝掌其官，废圣明、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坠先人所言，罪莫大焉。”是（司马）谈已有其所次之旧闻，迁乃弗敢坠而悉论之也……谛审上数语，谈既立其著作之宗旨与计画，又已积累若干稿本甚明[1]（P229）。
    按顾氏的解释，司马迁答辞“悉论先人所次旧闻”的“先人”，指司马谈，“先人所次旧闻”，则意谓“（司马）谈已有其所次之旧闻”，即“已积累若干稿本”，司马迁“兹更编辑（论）之耳”。我们认为，顾氏这种解释有误。今案“先人”一词，无论是指称父祖，还是其他人，都是已故之人，绝无例外。考《自序》称“先人”凡五见，无一指生人。即以顾文所举两例旁证来看，一例为“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正义》曰：“太史公，司马迁也；先人，司马谈也。”（注：中华书局点校本，第3296页。案，据《自序》，司马迁继父职后，自称“太史公”。《正义》已明。）顾氏取《正义》说，可从。但司马迁说此话时，已继任父职为太史公（《正义》已经注明），那么司马谈既已作古，司马迁当称之为“先人”。二例为司马迁答壶遂语有“坠先人所言”。此言“先人”，也是指司马谈。此时司马谈早已去世，司马迁称“余尝掌其官（太史公）”即其证。然而，《自序》记“迁俯首流涕”回答其父时，司马谈尚在人世，“执迁手而泣”，耳提面命。《自序》记当时情形明白无疑。岂有做儿子的在复父命时当面称其父为“先人”之理？故司马迁所言“先人所次旧闻”句的“先人”，断非指司马谈，这句就不能解释为司马谈“已有其所次旧闻”。顾氏援引这条材料作为“司马谈作史”的直接证据，可谓千虑一失。
    将司马迁说的“先人所次旧闻”的“先人”误指为司马谈，早有方苞为说在先。上文引方苞《读史记十表后》有“凡所论述皆其父所次旧闻”云云，即是对司马迁原话的误读。后人不察，遂沿其误至今。至于司马迁此语应如何理解，下文将有讨论。在此，我们引徐朔方先生对司马谈遗言的解释。司马谈遗言有“无忘吾所欲论著”，“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两语，徐氏曰：“‘所欲论著’，是要写而未曾写”；“‘弗论载’，是不曾写；明明白白，不容误会”[13]（P53）。这一解释基本符合原意。须加说明的是，司马谈之“不曾写”，乃是他生前已来不及写。徐氏是用司马谈本人的话来否定司马谈已有“所次旧闻”。我们再用司马迁的话作证。《自序》末称“余述历黄帝以来至太初而讫”。这表明《史记》从黄帝至太初俱为“余”（司马迁）之所述。又《报任安书》曰：“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上计轩辕，下至于兹，为十表、本纪十二、书八章、世家三十、列传七十，凡百三十篇。”[14]这段话更确凿地说明《史记》全书百三十篇俱为司马迁所作，不存在所谓“司马谈作史”在先，司马迁“因仍其文”的问题。司马谈、迁先后担任汉朝史官，修史述作乃史官职掌。子继父业，“父子相承述作”理所当然。如果司马谈已有述作，司马迁“特损益其成稿”而撰成《史记》，司马迁完全可以，也必须把《史记》修撰的前后实情明明白白地道出，公诸于世。然而，在《自序》和《报任安书》里，司马迁详叙自己的著述经历，于其父司马谈却只承认他生前有作史的宏愿及因壮志难酬而深感忧虑和遗憾，对所谓“司马谈作史”毫无反映，甚至连一点暗示都没有。究其所以然，不外乎两种可能：一是司马谈作史实有其事，司马迁隐而不表。由此将导出司马迁“窃盗父名”的结论。二是“司马谈作史”纯属子虚乌有，所谓“迁有承考之言”只能解释为司马迁在《自序》里言称继承其父之遗愿著述《史记》。我们相信，任何人（包括主“司马谈作史”说者）都不会接受前一种观点的。
    2.“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不是“司马谈作史”的断限。
    司马迁在《自序》里追叙身遭“李陵之祸”，引古贤圣发愤著述自励一段末，有“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两句。“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一语，自汉魏以来，注家论者大都理解为《史记》断限（注：将史公《自序》的“麟止”误解为《史记》断限，实自班彪始，《后汉书》卷四十《班彪列传》引彪《略论》谓司马迁《史记》“上自黄帝，下讫麟”即是。后班固纠正了其父说，《汉书》卷一百《叙传》谓司马迁《史记》“太初以后，阙而不录”。），使问题变得十分复杂。且不说此句“麟止”之所指，前人所见各异（注：见《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集解》引张晏说、《索隐》引服虔说。），就是上句的“叙陶唐以来”与下句的“自黄帝始”亦有抵牾，更与《自序》末尾的“余述历黄帝以来至太初而讫”相互矛盾。故论者多以为司马迁《自序》里“有两种自相矛盾的断限说”。正因为前人把“卒述陶唐”句视为《史记》断限，从而引发了一场延续千百年的争议，众说纷歧，治丝而棼。顾颉刚先生的《司马谈作史》一文，提出一种新的见解，谓《自序》的“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为“司马谈作史”之起讫；“述历黄帝以来至太初而讫”，则是司马迁《史记》的断限。顾氏曰：
    颇疑（司马）谈为太史令时，最可纪念之事莫大于获麟（案：指武帝元狩元年之“获麟”）故讫麟止者谈之书也。及元封而后，迁继史职，则最可纪念之事莫大于改历，故讫太初者迁之书也。《春秋》家谓“西狩获麟”，孔子感焉而作《春秋》，亦绝笔于斯事。今武帝幸雍，其“西狩”也同，其“获麟”又同，此最足刺戟久任史官且对于史事有深刻注意之司马谈，使之属草于此时，亦断其述作之下限于此时[1]（P230-2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