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如果说上述认为《滑稽列传》是游戏文字的看法失之过浅，那么认为《滑稽列传》是一篇谏书，则又失之过深。
    将《滑稽列传》视为谏书的观点，是清代学者柏秀在《沅湘通艺录·书〈史记·滑稽列传〉后》一文中提出来的，他认为司马迁写《滑稽列传》时寄寓了批判现实政治的深意：“汉自武帝践位以来，颇多过举，游宴征伐神仙土木之事，史不绝书，此正臣子撄鳞折槛之时也。而当日之所谓谏官者，长孺以外，无一人焉。司马长卿则上《封禅书》矣，主父偃则创立朔方郡矣，盈廷唯喏，顺旨饰非，求其如齐髡以一言而罢长夜之饮，优孟以一言而恤故吏之家，优旃以一言而禁暴主之欲者，渺不可得。而其微行上林之谏、置酒宣室之谏、蓬莱求仙之谏，独出于曼倩一人，滑稽亦何负于国哉？宋广平择优人以悟明皇，司马公传滑稽以悟武帝，其意一也。”按这种理解，司马迁写《滑稽列传》是要感悟汉武帝改变弊政。《滑稽列传》中三位传主分别是春秋、战国和秦汉之际的人物，汉代宫廷无一人入传。对此一个有力的反证是：东方朔本是类似于淳于髡一流的人物，而他的生活年代大体与司马迁相当。如果司马迁真的要在《滑稽列传》中讽谏现实政治的话，那么应该以东方朔入传，借东方朔之口讽谏时政才对。但是司马迁并没有为东方朔这位当代滑稽大家作传，东方朔的事迹是后来由褚少孙补上去的，这就表明司马迁在写《滑稽列传》时并没有想到讽谏现实政治的问题，他的本意是要揭示滑稽人物可笑中的奇伟、丑陋中的崇高，要让这些小人物名垂青史，而并不是含沙射影，讽刺当代统治者。从《史记·汲郑列传》载汲黯直言犯上以及《封禅书》、《平准书》和《大宛列传》、《平津侯主父列传》、《酷吏列传》等篇章微讽现实来看，司马迁如果要讽谕时政，肯定会在《滑稽列传》中增添现实内容，但事实上是写到优旃入汉为止。《史记》中确实有不少微讽现实的文字，但并不是每一篇都在影射时政，不能弄到八公山上草木皆兵的水平。过分地强调司马迁在书中寄寓的讽谏意义，并按照这种思路去钩沉索隐，必然会给《史记》凭空加上一些非其本身所有的内容。
    三
    另一种刻意求深的说法是认为《滑稽列传》寄寓了司马迁身世之感。例如《史记评林》引凌稚隆曰：“‘谈言微中’二句，总为滑稽要领，岂太史公思游侠而不得见，故第及于次邪？不然，何于便给者而有取也？”按照这种理解，《滑稽列传》中载有优孟使孙叔敖后人得封以及优旃体恤陛盾郎之事，它近于救士于厄困的侠义精神，司马迁惨遭酷刑而思扶危救国的游侠，次第而及于滑稽人物。司马迁在《史记》中寄托了自己的身世之叹，他赞美那些以拯救他人困厄为己任的侠客义士，这些都是无疑的。司马迁在写到优孟、优旃的同情心与正义感的时候，也会为这些优伶人物的侠风义骨而赞叹不已，但是，这些不能作为司马迁写作《滑稽列传》的主要动机。如果司马迁是从侠义精神来写《滑稽列传》的，那么他何不将优孟、优旃写入《游侠列传》，而去另写一篇《滑稽列传》？如果司马迁是把优孟、优旃作为游侠来看，那么司马迁为什么还要在《游侠列传》中痛惜秦汉前的游侠湮没不闻？如果司马迁是从歌颂游侠着眼，那么淳于髡谏说齐威王增加出使之资、罢长夜之饮，优孟谏楚庄王葬马以及优旃谏止秦始皇扩大苑囿和二世漆城，这些与游侠毫无关系的情节又该怎样解释？所有这些，都是所谓寄托身世之说无法说明的。所以，我们不能把《史记》中的个人身世之感扩大到无处不在的程度。凌稚隆氏从司马迁身世角度来解释《滑稽列传》的写作动机，说明他对司马迁为什么写《滑稽列传》还缺乏真正的了解。
    四
    尽管中国古代具有庶人议政、以技论道的文化传统，但倡优侏儒毕竟是为人所轻的不足挂齿的社会最底层人物。《礼记·王制》说：“凡执技以事上者，不贰事，不移官，出乡不与士齿。仕于家者，出乡不与士齿。”为什么不与士齿呢？郑玄注云：“贱也。”孔颖达疏：“亦技艺贱薄，不是道德之事，故不评之。”《礼记》及郑注孔疏都明显地表示了对下层士林的贱视态度。值得注意的是，滑稽倡优较之于这些执技以事上的人，更等而下之，司马迁生活在两千多年以前的等级制社会，为什么他能够看出这些倡优身上的精神光辉，而为这些人所不齿的微贱人物作传呢？
    司马迁所写的是从黄帝到当代的近三千年历史，其间有多少地位显赫红极一时的王侯将相可以作为写作对象。仅以汉代而论，从汉初到天汉年间，汉相凡23人，《史记》仅为9人正式立传，像审食其、陶青、刘舍、许昌、薛泽、庄青翟、赵周等人都没有传记，像王陵、申徒嘉、卫绾、李蔡、公孙贺等人都是附在别人传记之后顺便提及，有的仅寥寥数字。从汉初到天汉年间御史大夫29人，《史记》仅为10人作传。高祖功臣封侯者143人，惠景年间封侯者93人，建元以来封侯者73人，建元以来王子封侯者162人，总共是321人，《史记》为之作传者大约是1／15。不去为那些大红大紫的王侯将相作传，而替这些供人戏弄的宫廷小丑作传，这就是司马迁超人的史识。
    司马迁之为下层士林作传，可能与《史记》力求包容天人古今的所有学问、写尽社会各阶层人物的总体构思有关，后代封建正史也基本上沿袭了《史记》这一思路。司马迁高出于后代封建史学家的地方，在于他不仅为滑稽人物作传，而且能够看到他们身上的奇伟之处，这就不是构思问题而是价值观念问题，它表明司马迁确实具有某种程度的平等观念。
    从人类思想发展的历程来看，西方直到18世纪才由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提出“天赋人权”的平等主张，而在我国直到孙中山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才引进西方资产阶级平等主张。为什么两千多年以前的司马迁就有这种平等观念？有人说这是因为司马迁遭受宫刑从而在思想感情上憎恶统治阶级而接近下层人民，这个说法并无充分根据。从《报任安书》来看，司马迁在受刑后蒙受着一种巨大的耻辱感，外表上“从俗俯仰，以通其狂惑”，而他的真正生命与真实的人格则转移到《史记》之中，这是一种分裂的双重人格。没有任何资料表明他在受刑以后接近下层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