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司马迁以前曾经出现过早期平等观念，这就是战国士林的价值观，司马迁的平等观念即来源于此。战国时期动乱分裂的多元政治局面加剧了人才竞争，各国诸侯贵族竞相尊士养士，不拘一格选择人才，这样就打破了此前的尊卑等级观念，形成一种以思想道术、伦理、人格、义气、才能与权势、富贵、爵禄相抗衡乃至于前者高于后者的新的价值观。衡量一个人的价值，主要不是看他的身份、地位、财富等外在因素，而是看一个人的内在实际才能。像苏秦、蔡泽、吴起等人都是由布衣平民，一说而为万乘大国卿相。贫贱在战国时代并非羞耻之事，只要具有道术与才能，朝为布衣夕为卿相是完全可能的。有些具有杰出才能的士林，例如《史记·魏公子列传》中的监门侯生、屠者朱亥、博徒毛公、卖浆者薛公，往往自隐于贫贱行列，他们同样在社会上获得了巨大声名，得到贵族的极大尊重。中牟农民宁越，苦学15年，周威王拜之为师；子夏乃西河穷儒，而魏文侯尊之为师。甚至一些鸡鸣狗盗之徒，也因为建立奇功而受到社会的注目。《史记·孟尝君列传》载孟尝君夜宴宾客，其中一位宾客背火光而食，这时旁边一位宾客疑心食物不等，怒而辍食辞去。孟尝君赶忙拉住这位宾客，将自己的饭菜拿来与之相比。从表面上看来这是饭菜之争，实际上这位宾客是为自己争得平等的待遇，它从一个侧面表明了战国士林的价值观。有些诸侯在价值观上甚至比士林还要开放激进，《淮南子·修务训》载魏文侯过段干木闾而轼之，这种异乎寻常的尊重引起仆人的疑问，魏文侯说：
    段干木光于德，寡人光于势；段干木富于义，寡人富于财。势不若德尊，财不若义高。干木虽以己易寡人不为，吾日悠悠惭于影，子何以轻之哉？
    “势不若德尊，财不若义高”，魏文侯用极为明确的语言，概括了战国时期新的价值观的精髓。正是这种新的价值观鼓舞着战国士林锐意进取，充分地发掘内在的创造潜力，从各个不同层面向社会展示自己的内在价值，由此而创造了辉煌灿烂的令后人叹为观止的战国文化。
    司马迁在情感气质上最接近于战国士林，他从阅读战国古籍中，从对历史上古英雄旧址的考察中，从汉初的战国士文化的返照余晖中，捕捉到战国士文化的风采神韵，他无限向往这个自由创造的相对平等的伟大时代，他的价值观正是战国士林的价值观，他以这种价值观作为评价士林的标准。在为士林人物作传的时候，他主要是看这些历史人物是否最大限度地实现本质力量对象化，而比较不重视贵贱贫富等外在条件，视人物的内在价值及其实现程度而分别给予不同的评价。至于立的是什么样的功名，这要视历史所提供的客观条件而定。那些“备员而已”的王侯将相虽然占据了一个大舞台，但他们无所作为尸位素餐。历史给下层士林提供的活动舞台很小，但他们却在这有限的舞台内立功名于天下，这才是难能可贵之处。正因为司马迁深知下层士林立功名的艰难，所以他对下层士林的功名事业给予了特别的注意。在《游侠列传》中，司马迁认为象战国四公子这样的贵族之侠固然可取，但他们建立功名是有所凭借的：“比如顺风而呼，声非加疾，其势激也。至如闾巷之侠，修行砥名，声施于天下，莫不称贤，是为难耳。”这是司马迁重视下层士林的一个极好的说明。滑稽人物至为微贱，但他们却借助于特定职业身份谈言微中，取得了正面讽谏所达不到的效果，这就是滑稽人物的功名之所在。司马迁舍去许多王侯将相而为宫廷弄臣作传，称颂他们奇伟、合于大道，正是因为这些宫廷小丑的内在实际价值远远超越了那些毫无建树的王侯将相。而司马迁之所以能够瞩目于这些优伶弄臣，看到他们的闪光之处，是因为司马迁接受了此前战国士林平等的价值观。如果看不到这一点，就无法解释司马迁写《滑稽列传》的真实动机，上文所讨论的游戏文字说、谏书说、寄托身世说等观点的提出，就是因为这些学者对司马迁的价值观及其来源缺乏深入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