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初，《论语》已是士大夫所必读之书，当然《颜渊》的文字也是众所周知的。所以，当时的士大夫在读《宋书》陶潜传“子夏言曰”这部分时，必然在心中会浮现上记的《论语·颜渊》章句全文。这子夏的话，是针对司马牛所发出的“人皆有兄弟，我独亡”的感慨进行慰抚的。
    这个司马牛，就是在《论语·述而》中企图杀害孔子的有名的桓魋之弟。在《论语·颜渊》中也有较详细的介绍：
    （注）郑曰：“牛兄桓魋行恶死亡无日，我为无兄弟。”（省略）正义曰：云牛兄桓魋行恶死亡无日者，案：哀公十四年《左传》云，宋桓魋之宠害于公。公将讨之，未及，魋先谋公。公知之，召皇司马子仲及左师向巢，以命其徒攻桓氏。向魋遂入于曹以叛。民叛之而奔卫，遂奔齐，是其行恶死亡之事也。桓氏即向魋也，又谓之桓司马，即此桓魋也。
    据注记所说的《左传·哀公十四年》记载，宋国司马桓魋（向魋）受景公宠爱而日益骄盈，有害公之意，景公数请享饮，欲因请讨之。桓魋察觉此情，抢先设计谋，即以接受增加领地答谢景公为由请公享宴。以日中为期，桓魋招集家兵企图谋杀景公。此计被景公识破后，桓魋反过来攻打受景公之命的兄长向巢，并据曹地反叛。但曹地不能久留，在窘境中接连奔卫、齐。其结局是向巢也离宋奔鲁。因这事件，司马牛还领邑于君，奔齐、吴，最后客死于鲁国郭门外。司马牛兄弟五人，（据《左传》有兄巢、桓魋、弟子颀、子车。）都各自亡命他国，走向客死的命运。这就是司马牛慨叹“人皆有兄弟，我独亡”的背景。
    以上大略说了桓魋谋叛事件，不管在细节上有相当的不同，但大体上，这是与兄长隐太子建成企图谋反，太宗李世民先下手在玄武门把建成、元吉（太宗弟巢王）杀死一事相仿佛的。因此，唐初的士大夫一见“子夏言曰：‘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的记述，必然会想起桓魋谋反一事，继而联想起新近太宗李世民谋杀兄弟的玄武门事件，这对太宗来说是一件很不利且令他讨厌的事情。不管李世民一方强辩说这一事件是建成、元吉先动手，以使玄武门行动正当化，但就谋杀兄弟这一点而言，决不是简单地就可被免罪。因此，要尽可能地避免触及这一事件，回避属于可能引起联想的一切。李世民的近臣李延寿当然对这样的情况是相当清楚的，可以推断，当他接受太宗敕命编《南史》时，必忖度太宗之意，考虑到这一部分是必须削除的，并强行这样做了。这一结果，造成了稍显不自然的部分性削除。
    又，《命子诗》是陶潜在长男俨出生时表述对儿子期待的诗。一般说来，对表现这种人之常情的诗是没有理由必须把它删掉的。但是，据新、旧《唐书》记载，李世民的杀戮不仅是涉及了激烈相争中的兄弟，还波及了从长子恒山王承乾开始，因相互争夺太子位的不肖不孝的皇子们，从而使太宗陷入了整个家族性的不幸状态中。因此，与其说李世民不喜欢陶潜以写家族爱（兄弟爱、父子爱）为主题的诗文，不如说他必须回避这些的存在。就李世民来说，对下面所引的《命子诗》怀有嫌恶感，想敬而远之是必然的。
    卜云嘉日，占尔良时。名尔曰俨，字尔求思。温恭朝夕，念兹在兹。尚想孔伋，庶其企而。沟夜生子，遽而求火。凡百有心，爰待于我。既见其生，实欲其可。人亦有言，斯情无假。日居月诸，渐免于孩。福不虚至，祸亦易来。夙兴夜寐，愿尔斯才。尔之不才，亦已焉哉。
    李延寿熟知太宗的这种心思与嗜好，于是删去了《宋书》载有的《命子诗》原诗，而只写“又写《命子诗》以贻之”。
    另一方面，《晋书》陶潜传如前所述，不但不言及《命子诗》，甚至连“潜弱年薄宦”以下部分也全部删去，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让我们先从对陶渊明的名字记载方法上所表现出的象征性谈起。
    陶潜的名字，《宋书》记有“陶潜，字渊明，或云渊明，字元亮”，昭明太子《陶渊明传》作“陶渊明，字元亮，或云潜，字渊明”。承继这些，《南史》记为“陶潜，字渊明，或云字深明，名元亮”。《南史》沿用《宋书》，可以推断原本是写作“陶潜，字深明，或云深明，字元亮”的，后来因版本误刻或有衍字，就变成了目前《南史》所载状态。有关陶渊明的名字，在很早即产生了混乱，是非如何一时难以判定，但只要是见到“潜”、“渊明”（深明）、“元亮”，谁都明白这是指那位，至于哪个是本名又另当别论。但陶是确实也被呼作“渊明”的。而《晋书》却非常干脆地把“渊明”说舍去，只记“陶潜，字元亮”。这不是有什么根据才这样做的，它比《南史》为避高祖（李渊）讳，用“深明”的作法更彻底，这暗示了《晋书》的编纂方针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晋书》完成于《南史》）后，和太宗对文化领域统制权的进一步强化，《晋书》在改修中将适应唐王朝最新现实需要放在比“实事求是”更优先的地位来考虑。李延寿编《南史》时虽把不适于太宗的箇所加了删除，但至少还残留着作为史家的“实事求是”精神，对于在陶渊明生平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潜弱年薄宦，不洁去就之迹。……自永初以来，唯云甲子而已。”及有“言其志并为训戒”内容的《与子俨等书》未加削除，而《晋书》编者却急切地对不适合李世民的箇所大加改修，不惜牺牲了“实事求是”。《与子俨等书》中“吾年过五十”至“自恐大分将有限也”部分是陶对自己品德及情志进行真挚述说的文字，对描绘陶渊明身世及形象是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因此，《南史》也只是删到易引起联想的《序》为止。但《晋书》却因下面所引的《与子俨等书》后半部分中强调了兄弟之间的情义，顾虑到有伤于经历了兄弟、皇子们不和、相互残杀的太宗的感情，不仅止于像《南史》那样进行一部分削除，而与对待陶的名字那样，干脆全部削掉。
    恨汝辈稚小，家贫无役，柴水之劳，何时可免，念之在心，若何可言。然虽不同生，当思四海皆兄弟之义。鲍叔敬仲，分财无猜，归生伍举，班荆道旧，遂能以败为成，因丧立功，他人尚尔，况共父之人哉。颖川韩元长，汉末名士，身处卿佐，八十而终，兄弟同居，至于没齿。济北汜稚春，晋时操行人也，七世同财，家人无怨色。诗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汝其慎哉，吾复何言。
    《晋书》比《南史》更加肆无忌惮的削除，或许如新、旧《唐书》所说明的，与存在着为了迎合太宗之意，不惜歪曲历史的许敬宗（作为《晋书》的监修）有很大的关系。
    以上仅限于陶潜传，可知《晋书》的改修确实是基于李世民政权的某些关系，可以说看不到在实录陶渊明的真实形象，因而，无论怎么说也难以称得上是“标准的晋代史”。
    （二）《晋书·陆机传》的改修
    据《旧唐书·房玄龄传》，唐修《晋书》是以臧荣绪《晋书》（以下简称“臧《晋书》”）为底本，又参考了笔记小说、诸家晋史编成的。
    寻与中书侍郎褚遂良受诏重撰晋书，于是奏取太子左庶子许敬宗、中书舍人来济、著作郎陆元仕、刘子翼、前雍州刺史令狐德、太子舍人李义府、薛元超、起居郎上官仪等八人，分功撰录，以臧荣绪《晋书》为主，参考诸家，甚为详洽。
    但是，令人注目的是《陆机传》与《宣帝纪》、《武帝纪》、《王羲之传》等四篇都有太宗亲撰的论赞（即“制曰”），可以设想，《陆机传》等很有可能更明确、直接地反映了李世民的某些意念。下面先将现残存的臧《晋书》与《晋书·陆机传》作比较。
    《晋书》：收录了陆机的《辩亡论》、《豪士赋序》、《五等论》，以此为轴心，配以前后官历，构成了传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