臧《晋书》中所采用的《文赋》是以修辞主义美学创作论贯穿始终的“赋”。《谢平原内史表》是有关陆机个人在被授官后表感谢之表，这些都没有论述到天下国家、经世济民的内容。与此相对，《晋书》收《辩亡论》是分析吴国兴隆与衰亡原因的；《五等诸侯论》是借鉴历代治世，这两论内容都清晰显示了它是立足陆机的儒教的天下国家观、经世济民观的。即与臧《晋书》采录陆机个人生活有关联内容文章，偏重于陆文学修辞方面相对照，《晋书》在改修时主要采录有关陆机的经世济民观内容的文章，而重视陆文的儒教治世方面。
    从《晋书》所收两论中我们可以看出陆机所追求的太平盛世是：治世要重视人才，只有君臣相互尊重、相互受益才能使天下国家安定。这与新、旧《唐书》、《贞观政要》等论述的李世民政权的统治思想有许多共同之处。因此，李世民才对与自己儒教治世观相接近的陆机的这方面观点有强烈的共鸣，在改修《晋书》时，特意为陆机亲撰论赞，并称赞他是“百代文宗，一人而已”。从《全唐诗》收录的太宗作品来看，也与名臣魏徵等一样，太宗在诗歌的表现形式上有敬慕南朝艳丽雕琢性美文的倾向，但其核心部分是持有文章应寄托治国平天下的儒教文学观。太宗把陆机评为“百代文宗”，决不只是注目于陆文的华丽的表现形式，而主要是为陆机文章的内容所吸引，所以在称赞陆机时，与对形式的评价如：“文藻宏丽、独步当时”、“高词迥映，如朗月之悬光”、“一绪连文，则珠联璧合”、“其词深而雅”相对照：一定要附加上如：“言论慷慨，冠乎终古”、“叠意，若重岩之积秀”、“千条析理，则电坼霜开”、“其义博而显”之类对内容舒面的评价，并认为陆机的文章远远地超出在内容、形式上谐和并留下了优秀诗文的枚乘、司马相如、王粲、刘桢。
    “制曰”更认为：陆机在吴时是“廊庙”、“瑚琏”之才，“奉佐时之业”，但正遇到吴之亡国，不得已向北仕晋后，如鱼失鳍、如鸟失翼，怎么期望“翔跃”也已不可能。尽管陆机自认为才智可安时、堪佐命，在晋庶可保名位，但终究办不到。陆机在世运闭塞时，不知已到了进退维谷的地步，在后半生“奋力危邦，竭心庸主”，但其“忠”、“实”不被承认，反而受到诽谤，终于落得个“卒令覆宗绝祀”的悲惨结局。
    从以上所说的“制曰”内容来看，论赞的整体思想几乎都是注目于陆机的治世才能的。这样的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的太宗的“制曰”，除了充分显示了他的独裁性及以自我审美标准来强行改变历史人物面目的狂妄外，对全面认识陆机形象及评价陆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毫无价值可言。很明显，历史上真实的陆机并非以杰出的治世才能或政治家而名扬史册的。封五等与郡县制的优劣问题，吴灭亡的复杂原因及必然趋势，也均非中世纪的陆机所能够正确、科学地判断的，还有，陆机虽以诗闻名于当世，但亦决非“百代文宗”。唐太宗以文学的“门外汉”硬要干预史学、文学范畴，以“制曰”这种“万岁”金口玉言所规范下的谬论，因它的“绝对的”政治权威性而遗毒于后世并开启了历代统治者强行干预文学的先河。总之，李世民用称赞创作了与自己统治思想一致的经世济民内容美文的陆机，来暗示了陆机文章是世上文章的典范。这一圣意在当时是奏效的，在整个唐代，除了韩愈、柳宗元等“古文”外，如上述陆文章那样的美文占了绝大多数。
    下面本当论及同样由太宗写了论赞的《晋书·王羲之传》，以讨论那又是在什么意图下、具体又是怎样改修的问题，但限于本文篇幅，只能另稿详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