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书的写作方法和体例颇有独到之处，值得我们借鉴和参考。这部著作以时间为经、以事件为纬进行论述，采取了国别史、地区史、专题史交错论述的方法，使读者不仅能够知晓近代世界历史的进程，而且对某一时段具有重大历史影响的事件，可以得到更为全面、更为深刻的了解。在每一卷开始，都设有一章“导言”，概述本卷的主要内容，在概述中论述一般历史进程所占篇幅甚少，更多的着眼于该卷要解决的主要课题。例如第8卷“导言”指出，它想讨论1763年后的30 年间西方文明显露出的新象征，这就是以“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为代表的新的“民主”革命运动，研究“朝着现代民主方向发展的这种总趋势”（第8卷，第3页），该卷各章的论述颇多新意。
    在有关的专题论述中，依据每个作者的专长，采取了各种各样的历史研究方法，以期从不同的角度集中地阐述问题，这种全方位、多角度的论述方法，不能不使人感到研究的深入和缜密。如在第9 卷中论述1793-1814年的法国历史时，由杰弗里·布鲁恩撰写了“1793-1814年战争时期的势力均衡”、雅克·戈德肖写了“1793-1814年战争期间法国国内的历史”、费利克思·马卡姆写了“拿破仑的冒险”，都从不同角度论述了这一时期的法国历史。这种研究方法，也展现了研究者的学识和功力。
    《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的内容非常丰富，论述翔实。说其内容丰富，决不是传统史学内容单纯的重复和扩展，而是由于它对近代世界历史进行了全方位、多角度、跨学科的研究，反映了历史研究已经不再仅仅注意政治、军事等传统领域，而是深入到经济、思想、文化、心理、社会、家庭、人口、道德伦理、科学技术等诸多领域，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这种研究已被学者所认同，并努力地实践，成为当代史学主要潮流之一。克拉克指出：“的确，现在历史学有数不清的分支，每个分支都单独地研究一些问题”，而“任何为发现真理而经销的研究都会揭示真实的过去的一部分；同时我们也决不会说历史的某一分支比另一分支更加正统，或说一个分支的历史性质取决于它在广阔的历史研究领域中现在什么课题”（第1卷，第25页）。这种毫不歧视任何学科、 一视同仁、兼蓄并收的广阔胸襟，是这部巨著成功的基本要素之一。承认各个不同历史学科的研究地位，有益于汲取不同学科的研究成果，使历史学研究的领域更加扩大，更加深入。在这部书中，到处可见采用了经济史、社会史、人口史、家庭史、思想史、心理史、科技史、文化史、外交史方法写出的章节，使读者从不同的角度把握这段历史。正是这种多学科的相互交叉、相互渗透，使人们更加接近真理，也是《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的魅力所在。
    丰富的内容，开阔了人们的眼界，方法的多样，给人们以不同的启迪。《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虽然不能解决众多的问题，但是，毫无疑问，它给我们有益的启示，鼓舞有志者进一步去探索。
    《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涉及的历史实际上就是资本主义发展史，用克拉克的话来说，它论述这样一种“文明”的历史，“这种‘文明’从15世纪起由它最初的欧洲发源地向外扩展，并在扩展的过程中同化外来的成分， 直至它在全世界各个地方或多或少稳固地扎下了根”（第1卷，第32-33页）。这与《剑桥世界近代史》大致是相同的。当它用资本主义在世界的发展来衡量各国的发展时，将世界划分为“主流国家”和“非主流国家”，只有进入到主流国家行列的某些国家才进入它们的视野，予以论述。这实际上就是在坚持“西方中心论”。表现在整部著作结构上，严重失衡，近代欧洲历史（中期以后包括美国历史）所占的篇幅达90%以上，亚洲、非洲和美洲其他国家的历史微乎其微，它们只不过是欧洲史的附带部分，只有当它们与欧洲主流国家发生关系时，才被提及，简略地概述。例如亚洲只有日本在明治维新后进入了主流国家行列，这才被纳入它们的视野。他们也明确地知道，“亚洲的命运，尤其是中国的命运，不会由欧洲列强来决定”（第12卷，第7页）。 但是在他们看来，中国始终不是主流国家，所以毫不受重视。例如在论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对世界东方战场特别是中国人民抗击日本法西斯的伟大斗争着墨甚少，仅仅谈什么“远东的防务被忽略”、“日本的胜利”、“远东战事的结束”等。
    这部著作的“西方中心论”倾向还表现在，对欧洲以外的国家和地区近代科学、文化、艺术、宗教、哲学、学术的发展，基本没有提及。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
    《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中欧洲至上、西方至上的痕迹随处可见。他们以主流国家为尺度来剪裁各国的历史，千方百计地为主流国家对非主流国家的所作所为进行辩护。例如在论及近代中英关系时，喋喋不休地谈论“中国控制对外贸易”、“中国人对外国人的不信任和误解”，而对英国罪恶的鸦片贸易只轻描淡写地一带而过，对英国商人在华的种种不法行为和侵犯当地居民人权的暴力行为百般辩解。更有甚者，对日本1937年7月一手制造的开始全面侵华的“芦沟桥事件”， 作者认为它“看来不是任何一方策划的”，是两国军队在此发生了战斗，“地方谈判宣告失败”后，“它逐渐升级，直到两国深深陷入全面战争”（第12卷，第936页）。这种不辨是非的观点， 不能不说有为日本侵略者开脱罪责之嫌，最起码是受到了战后日本右翼观点的影响。这种根深蒂固的“西方中心论”，散见于书中，在一定程度上，深深地损害了这部著作的科学性，尤其是在对所谓“非主流国家”历史的认识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