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代，中俄两国的边界线长达一万多公里，是世界上两国间最长的边界线。在有清一代的260多年间，中俄两国在政治、军事、经济、 文化等方面，有着复杂而频繁的关系。清朝初年，俄国曾入侵黑龙江流域，从1689年中俄订立《尼布楚条约》后，至1840年英国发动鸦片战争前，中俄两国的关系虽然也有比较紧张的时候，但一般说来，还是比较友好的。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渐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成为西方列强和俄国竞相侵略的对象，俄国和中国的关系，主要是侵略和被侵略的关系。我国对清代中俄关系的研究，如果从康熙时期的萌芽状态算起，至今已有300年的研究史了，如果从比较严格的意义上说， 即从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以后，中国知识分子关注边疆危机，发奋研究中俄关系问题算起，至今也已有150多年的研究历程了。在这二三百年间， 我国对中俄关系史的研究，是不断深入的，按其发展情况，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或三个时期，从康熙年间至1911年为第一阶段，也可以称之为草创时期；1911-1949年为第二阶段，也可以称之为粗具规模时期；1949-至今为第三阶段，也可称之为繁荣时期。
        本文拟就第一、二阶段的研究状况作一概述，并略加评论。
        一
        俄国原是一个欧洲国家，1582年，俄国军官叶尔马克率领哥萨克越过乌拉尔山，开始向亚洲扩张。从17世纪40年代开始，沙俄哥萨克开始入侵中国的黑龙江流域和贝加尔湖以东尼布楚等地，引发了中俄战争，1689年中俄签订了《尼布楚条约》。有清一代的中俄关系就是这样开始的。随后，中俄关系及其历史开始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早在康熙年间，除了官方编纂的《平定罗刹方略》之外，吴桭臣的《宁古塔纪略》、方式济的《龙沙纪略》和杨宾的《柳边纪略》，都涉及早期的中俄关系。《平定罗刹方略》是中俄交涉文件的汇编，保存了极其珍贵的历史资料，其他三种私人著作，虽然涉及俄罗斯入侵黑龙江流域、中俄签订《尼布楚条约》、早期中俄边境贸易和清代边防等问题，但叙事都很简略，只能算是中俄关系研究的萌芽。乾隆（1736-1795）嘉庆（1796-1820）期间，有些文人和边疆地区的官员开始重视中俄两国关系的研究。他们根据历史记载和自己的见闻，撰写了一些有关中俄关系的著作。如松筠的《绥服纪略》，俞正燮的《俄罗斯事辑》、《俄罗斯佐领考》，西清的《黑龙江外纪》，以及道光初年萨英额撰写的《吉林外纪》等，对中俄关系中的政治、军事关系，特别是蒙古、吉林、黑龙江地区的边防，边疆地区与俄国的政治、贸易关系等，都有比前更深入的探讨和更详细的叙述。1840年，英国发动鸦片战争，清政府战败求和，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条约，国际地位一落千丈。这大大地刺激了清朝的朝野人士，使他们睁眼看世界，探求国家抵御外侮之方。为了知己知彼，一些有先进思想的爱国人士，开始研究外国，也开始研究俄国及其与中国的关系。林则徐在广东禁烟期间，为了了解世界情况，即组织人力翻译西方著作《四洲志》，其中《俄罗斯国总记》，介绍了俄国的历史及其与中国的早期关系。魏源的《俄罗斯盟聘记》，论述了康熙、乾隆以来中俄交涉的历史，是清代最早系统论述中俄关系历史的论文。此外，魏源的《海国图志》，徐继畬的《瀛环志略》，张穆的《俄罗斯事补辑》等，也都涉及早期的中俄关系。就在以上一百数十年来研究中俄关系的基础上，在19世纪50年代，出现了一部里程碑式的著作，这就是何秋涛的《朔方备乘》。何秋涛通达时务，博览群书。《朔方备乘》集康熙以来研究中俄关系之大成，对当时所能搜集到的一切有关中俄关系的资料和著述，详加考订，纠其谬误。该书内容丰富，涉及中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关系，其深度和广度都超越了前人，可以说是中国最早的一部中俄关系史。但限于当时的条件，中国人对俄国历史的了解还处于初步阶段，所以《朔方备乘》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如该书的《乌孙部族考》，认为俄罗斯是古代西域乌孙的遗裔，这就是由于对俄罗斯族的历史不了解而造成的错误。
        19世纪中叶，俄国利用鸦片战争之机，出兵强占中国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地区，逼迫清政府签订《瑷珲条约》、《北京条约》和《勘分西北界约记》等不平等条约，割占了中国东北和西北的大片领土。沙俄疯狂地割占中国领土，这使清廷朝野为之震动。一些关心祖国命运的官员和知识分子，他们带着痛国土之沦丧的悲愤心情，致力于中俄边界问题的研究。曹廷杰的《东北边防辑要》、《西伯利东偏纪要》和《黑龙江舆地图说》，根据历史文献和实地调查，研究了中俄边界东段的历史变迁，以及俄国一侧的地理险要、居民分布、水陆交通、军事部署、主要城镇等情况。对如何巩固边防，也提出了自己的建议。钱恂的《中俄界约斠注》，参考了中外图籍，特别是俄国出版的边界地图，“考界线之沿革，约文之异同”，是中国第一部专门研究中俄边界的著作。钱恂是抱着爱国热情撰写这部书的，他说：“方今中外交涉以俄国为第一强邻，而中俄交涉又以界务为第一要义”，“多一能通界务之人，亦即多一能裨大局之人，谓非当今之亟务乎？”继钱恂之后，邹代钧又撰写了《中俄界记》一书。此书与钱书不同之处是钱书主要是对中俄各个界约进行校注，考订边界所经地名和中外约文的异同。此书则专门研究边界线的走向，及边界线所经之地理形势。对中俄外交的失败，订约的原委，历次割地情况，沿边内外山川形势险要，卡伦、牌博，道里方位，都有比较精确的考订和论述。宋教仁的《二百年来之俄患篇》，开“据国际法之理”研究中俄关系史的先河，给人们以新的启迪。此外，长顺、李桂林的《吉林通志》，袁大化、王树楠的《新疆图志》，许景澄的《西北边界图地名译汉考证》，施绍常的《中俄国际约注》，徐世昌的《东三省政略》，宋小濂的《呼伦贝尔边务调查报告书》，钟镛的《西疆交涉志要》，也分别对东北地区和新疆地区的中俄边界、中俄贸易以及其他中俄交涉事件进行了不同程度的研究。
        在这个时期，还出版了两部值得重视的中俄边界地图。一部是出使俄国大臣洪钧译印的《中俄交界全图》，此图译自1884年俄国出版的《俄中交界图》，共35幅，有关中俄交界一带的山川、地名比当时的中国地图详细，为研究中俄边界问题提供了很大的方便。缺点是该图所绘的边界走向不够准确。有人曾因此批评了洪钧。说句公道话，作为译图，原图的错误是不应该由洪钧负责的。另一部是邹代钧的弟子曹寅绘制的《中俄交界图》，共16幅，其中中俄交界总图一幅，详图15幅。作者根据自己对中俄边界形成研究的心得，在图中标明了历次条约失地的界线。这是中国人自己绘制的第一部比较成功的中俄边界地图，尽管该图也有不够准确的地方，但这是不应苛求于作者的。绘制边界地图之难，这是众所周知的。在当时的条件下，作者绘出这样的地图，是令人钦佩的。事实上，该图册已成为中俄边界问题研究者不可或缺的参考书，作者对中俄边界史研究的贡献，其功是不可没的。
        综观康熙年间至清朝覆灭这一时期的中俄关系史研究，除了何秋涛的《朔方备乘》之外，没有比较全面比较系统的中俄关系著作问世。中俄边界是这一时期研究比较充分的课题，并且做出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对中俄关系的其他方面的研究则显得非常薄弱。由于中文档案资料基本上未曾公布，外文原始资料未曾引进，所以这一时期有关中俄关系的论著在资料利用方面显得十分贫乏，呈现出草创时期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