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这些档案资料的出版，大大地推动了中俄关系史研究的向前发展。在这里，我们首先要提到蒋廷黻的力作《最近三百年东北外患史》（注：《清华学报》，第8卷第1期，1932年12月出版。）。这篇论文长达4万字，系统地论述了自16世纪俄国的向东扩张， 中俄签订尼布楚条约，19世纪中叶俄国军事占领黑龙江流域逼迫清政府签订《瑷珲条约》、《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的历史。作者以其治学态度的严谨，利用中外文资料的丰富，论点的平实，文字的晓畅，把中国的中俄关系史研究提到了一个新水平。在中俄贸易史研究方面，这时也有可喜的进展，刘选民的《中俄早期贸易考》（《燕京学报》第25期，1939），是继清人何秋涛《俄罗斯互市始末》之后论述中俄贸易史最出色的论文。在文中，作者利用丰富的中外文资料，论述了中俄通商的酝酿，北京的贸易，恰克图的贸易，黑龙江的贸易，广州的贸易，伊犁的贸易，以及当时的贸易制度，全面而深入地研究了从康熙至咸丰年间（17世纪至19世纪）中俄两国的贸易关系，为其后的中俄贸易史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在此以前，中国学者研究俄国对中国东北地区侵略者多，研究俄国对中国西北地区侵略者较少，这种情况在30年代也开始有所改变。1934年，吴其玉在《国闻周报》先后发表了《清季回疆“独立”始末及其外交》（《国闻周报》，第11卷，第19期），文中利用国人未曾利用过的大量外文资料，对阿古柏入侵新疆，俄英与阿古柏的关系，清政府为收回伊犁而同俄国进行的交涉，论述比较全面，弥补了中国史籍记载的缺漏。对于俄国侵占中国的帕米尔地区问题，当时也成为研究的热点。这方面的论文有倪志书的《帕米尔与帕米尔问题》（《新亚细亚》月刊，第8 卷，第1期）， 苏演存的《帕米尔问题》（《水陆地图审查委员会会刊》，第2期）， 吴其玉的《清季坎巨提帕米尔事件交涉经过》（《外交月报》，第8卷，第3期）。这些文章论述了帕米尔是中国领土，俄国侵占帕米尔和中俄交涉的经过。张觉人的《喇嘛教及喇嘛与英俄关系》（《边事研究》，第2卷，第3期），则论述了俄国利用宗教为掩护，对中国西藏实行渗透的事实。
        30年代，中国出版了一些关于中俄关系史的专著，其中比较值得注意的有黎孤岛的《俄人东侵史》（哈尔滨商务印书馆，1930）、何汉文的《中俄外交史》（中华书局，1935）、田鹏的《中俄邦交之研究》（正中书局，1937）。《俄人东侵史》分上下两卷，从俄罗斯国家形成写到1929年。我仅见到上卷，下卷是否出版不得而知。上卷8章， 从清初的中俄关系写到1860年中俄签订《北京条约》。作者比较详细地叙述这段史实，对其中的一些问题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但由于作者来不及利用清代的外交档案资料，所以不能不影响该书的质量。何汉文的《中俄外交史》从元代成吉思汗西征写到1932年中苏复交。为了写这部书，作者从1926年在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时就开始着手于中俄关系史资料的搜集，归国后主办《苏俄评论》，搜集资料工作仍不稍懈，并利用编辑之暇著作本书。该书利用了中、俄、英、日各种有关文献，材料比较丰富，论述也比较全面，其学术价值，在当时同类著作中，处于领先地位。1937年田鹏编的《中俄邦交之研究》， 篇幅较大， 但主要是论述1917-1935年的中苏关系，清代的中俄关系仅占该书的十分之一，不是作者研究的重点。此外还有几本虽然不是专门研究中俄关系的著作，但都涉及清代的中俄关系，如葛绥成的《中国近代边疆沿革考》（中华书局，1934），曾问吾的《中国经营西域史》（商务印书馆，1936），郭廷以的《近代中国史》（一）等都是，而且有较高的学术价值。葛绥成的《中国近代边疆沿革考》，论述清代中俄边界变迁的篇幅约占全书的三分之二，可以说是当时研究中俄边界问题最称完备的著作了。
        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的侵华战争，在八年抗战中，举国上下都为反对日本的侵略而斗争，中俄关系史研究受到了严重的影响，研究成果不多，这是必然的。抗战结束后，中俄关系史最重要的研究成果应推陈复光的《有清一代之中俄关系》（云南崇文印书馆，1947）。作者在自序中说，“盖撰史首在搜罗广博，取材精当，而撰外交史，尤须搜集有关各国对外国策之资料，庶纪事立论，较近客观，学术研究，宜力求正确也。”在这种认识的指导下，他从20年代在美国哈佛大学学习外交史及国际法时起，就多方搜集资料，凡有关的各国外交档册、官书、当事人之传记、奏议、回忆录、日记、谈话记录及其他有关的外交史名著和译述，都在他的搜集研究之列。在写作方面，作者不是就事论事，而是把它放在当时国际环境中来加以考察。经过20多年的努力，终于完成了这部在资料和学术水平上都超过前人的著作。当时学者对此书给以高度的评价，有的甚至誉之为“奇书”（注：姜亮夫：《云南大学文法学院丛书序》：“陈君仲勋（复光）《有清一代之中俄关系》，奇书也。”他在为该书所作的《跋》中又说，阅读该书：“每竞一章，则为之击节叹赏。”），可以这样说，此书是1912年至1949年间中国研究清代中俄关系史的最高成就。
        综观民国时期的中俄关系史研究，虽然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但无论是对有关历史资料的搜集整理，还是对某些重要历史问题的探讨，其广度和深度，都比以前迈进了一大步，取得了可观的成绩。这说明，经过当时学者们的不断努力，中国的中俄关系史研究，已经粗具规模，并为其后的研究奠定了较好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