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鹏在《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发表文章《文明形态观刍议--兼评唯物史观的合理性》谈到：文明形态史观从宏观维度考察社会形态发展，它的结论是以价值判断为中心，描述的并非历史本来面目。文明形态史观提出问题的角度、立论内容和研究方法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却存在缺陷，主要表现为：考察文明的方法是不科学的，对于文化与文明关系的解释不一，在解释文明发展规律及其方向时带有明显的唯心主义的倾向。
    （美）海登·怀特著，黄红霞译的《历史解释中的形式主义与情境主义策略》发表在《东南学术》2005年第3期上，文中谈到：历史解释中形式主义与情境主义策略之间的冲突自古就有。情境主义的隐含之义是“历史的”。人们对历史对象和它们的情境进行的所有描述具有必然的比喻性质。情境主义解释策略在历史编纂中以对现象领域的描述为特色。对于情境及存在于情境中的实体的描述都是比喻性的，它们之间的关系可以用比喻本身的不同形态说明。新历史主义文学史研究有意无意地与文学和历史学领域中占优势的正统学说发生了冲突，它试图以情境主义来弥补当前盛行的形式主义，但它仍然包含有形式主义。
    何新华在《暨南学报》2005年第3期上撰文《早期全球化：进程、动力和特征》认为：全球化是一个历史过程，它不仅是一个当代现象，而且在前现代时期就已经有了全球化的早期形态。早期全球化大致可以分为文明核心区出现时期、区域文明整合时期和区域交流时期等三个阶段。
    曹守亮在《宜宾学院学报》2005年第5期上发表文章《翦伯赞和1940--1966年间的历史教学思潮》梳理了煎伯赞在十七年史学中历史教学思潮形成过程中所具有的地位、理论成就以及当时所具有的意义。从一个侧面揭示了十七年史学中，翦伯赞积极顺应唯物史观传播的客观要求，促进了历史教学思潮的形成；反过来也加速了唯物史观的广泛传播和深入发展。
    陈颖在《长沙理工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刊发文章《美·审美·审美的史学--立足于美学与史学的交叉点并主要着眼于后者发展的逻辑推论》指出：以形象再造的方法把握历史的美，这是历史认识活动赖以完善的一个极重要的内容和条件。作为史学的一种表现形态，审美的史学既是对《史记》等史著的特点及所从属的古代史学的性质的一个说明，又是对只以逻辑认知和伦理判断为方法，真和善为目标的近、现代史学的一个补充。
    李友东在《史学月刊》2005年第6期撰文《中原文明核心区初探》提到：目前学术界在如何解释中华文明从“起源”时多源，到走向“形成”时期以中原为核心这一现象时仍然存在分歧。为了与沃勒斯坦“世界体系论”中的“中心--半边缘--边缘”相区分，在不十分严格的情况下，可以借用“五服”来形容这一文明核心的形成过程。
    栗品孝在《浙江学刊》2005年第3期上发表文章《蒙文通与南宋浙东史学》认为：蒙文通本为现代杰出的的四川学者，却与南宋浙东史学有着罕见的密切关系。他不但对浙东史学进行了独到深入的研究，而且还从中领悟史学的真谛，促使自己的思想发生飞跃性进展，进而将之树为治史的“轨范”，从而对其史学研究产生了多方面的深刻影响。
    李帆在《史学史研究》2005年第2期上发表文章《从〈刘向歆父子年谱〉看钱穆的史学理念》中谈到：钱穆先生的成名做《刘向歆父子年谱》以坚实的证据解决了经学史上的一个大问题--康有为所力主的刘歆伪造诸经之说不成立。此说冲破了“六经皆史”说之藩篱，达到了将经学问题转化为史学问题的目的。围绕《年谱》及其相关问题，钱穆与顾颉刚展开了有意义的讨论，这一讨论是史学层面上的正常学术讨论，“于史学立场，而为经学显真是”。对于中国历史学而言，无论是钱穆的信而有疑，还是顾颉刚的疑而有信，最终殊途同归，有益于近代新史学的成长壮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