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先生是当代中国史学界的卓然大师，今年(2015年)八月卅日，不幸在台湾病逝，享年九十六岁。钱先生学识渊博，著述等身，治中国史七十馀年，在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以及清代学术史、中国思想史、中国政治史、中国文化史等诸多方面，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钱先生还是一个桃李满天下的教育家，在他数十年的教学生涯中，为中国史学界培养出众多的高才硕学。诸如著名的杨向奎、杨宽教授，旅美思想史专家余英时教授等，就都先后出自他的门下。钱先生的溘然长逝，实为中国史学界的一个重大损失。
    钱穆先生字宾四，江苏无锡人。生于光绪二十一年六月初九（1895年7月30日）。早年求学于无锡果育小学。毕业，入常州中学。辛亥革命前夕，因投身学潮而退学。后再入南京锺英中学。武昌起义爆发，学校停课，钱先生从此辍学，步入乡里小学的教读生涯。时年仅十八岁。十年后，钱先生结束小教经历，于一九二二年秋应聘南下厦门，执教集美学校。翌年秋回乡，供职江苏省立第三师范学校。一九二七年秋，改就苏州中学教职。此时，钱先生的成名之作：《刘向歆父子年谱》及《先秦诸子系年》相继脱稿，声名骤然远播。一时名家如顾颉刚、胡适等，纷往苏州中学访晤。一九三○年秋，经顾先生推荐，钱先生离乡北上，出任燕京大学国文讲师。旋即转北京大学任史学系教授。在北大任教期间，钱先生一面讲授中国通史、中国政治制度史，一面致力于清代学术史研究，撰成他的又一代表巨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钱先生随校南迁，经长沙辗转西抵昆明。此后， 他一直在西南联大讲授中国通史，并完成了史学名著《国史大纲》。自一九四○年夏，迄一九四三年秋，钱先生应顾颉刚先生聘，离滇赴蜀，任西迁成都的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主任。一九四三年秋，转往华西大学执教。抗战胜利，东归无锡。后只身跋涉，再度入滇，主持昆明五华学院讲席。一九四八年春返乡，就任江南大学文学院院长。翌年春，南下广州，执教华侨大学。同年秋，随校迁往香港。
    旅居香港后，钱先生白手起家，艰苦办学，创建了闻名中外的新亚书院和新亚研究所。在悉心培养人才的同时，钱先生先后撰成《文化学大义》、《中国历史精神》、《人生十论》和《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等名著。为表彰他的卓著业绩，香港大学于一九五五年七月为之隆重颁授名誉法学博士学位。同年秋，钱先生应日本京都大学邀请，东渡扶桑。一九六○年春，再应美国耶鲁大学邀请，赴美讲学。同年六月，荣获耶鲁名誉人文学博士学位。返港途中，钱先生先是出访加拿大多伦多大学，随即取道西欧，访问英国牛津、剑桥大学。十月返港后，投身中文大学创建。完成创建事宜，即于一九六五年六月谦然引退，时年七十一岁。一九六七年十月，迁居台北。历任台北中国历史学会监事、故宫博物院特聘研究员。
    钱先生虽告老离港，但对中国文化教育事业的献身精神则老而弥笃。旅台之初，他倾全力于晚年巨著《朱子新学案》的撰写。一九六九年书稿蒇事，又应聘执教中国文化学院（今文化大学）史学研究所，为该院博士班讲授《中国史学名著》十二讲。翌年，莅台南大学史学系，主讲《史学导言》。一九七八年春，不顾年老体衰，抱病返港，出席“钱宾四先生学术文化讲座”。以《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为题，做了长达六讲的首席报告。后经整理成书，与《朱子新学案》一并成为他晚年的杰作。
    尽管由于年事已高，加以目疾深缠，大大地妨碍了老先生的著述事业。但是钱先生战胜病魔，以“课程可以毕业，学问不易毕业”的顽强毅力，精进不已，依然完成了《中西文化比较观》、《宋代理学三书随札》、《中国学术之传统与现代》诸书稿的撰写。垂暮之年的钱先生，眷恋故土，缅怀师友，曾撰为《忆锡予》、《忆汤用彤与蒙文通》两文寄送内地发表。他对海峡彼岸子侄骨肉的思念，更是与日俱增，时时翘首西望，期待着团聚夙愿的早日实现。而今，心愿未了，老先生竟遽然长逝，赍志于九泉之下！
    钱穆先生致力于中国史学研究七十余年，硕果累累，成就斐然。他于中国史学发展的贡献，主要可归纳为如下三个方面。
    首先是对若干重大历史课题的提出和解决。钱先生治史，既融会诸家，博采众长，又不依傍他人，趋迎时尚，数十年如一日，匠心独运，潜思不已。因而凡在他所涉足的领域，皆能于重大历史课题，或加以解决，或揭出以明示后学。譬如在中国经学史上，自清初方苞倡刘歆伪窜经书之说出，常州今文学派大师刘逢禄步其后尘，著《左氏春秋考证》为之张目，晚清康有为继起，撰《新学伪经考》武断臆说，斥刘歆伪造古文群经。于是刘歆形同罪人，古文诸经不啻伪书，一部近代经学史，便以此为基调展开。钱先生不苟同成说，撰为《刘向歆父子年谱》，以翔实史料为依据，论证刘歆既无必要，亦不可能窜乱诸经，从而解决了经学史上的一大公案。又如先秦子学研究，晚清以来空前发皇。鉴于前人的各治一家，未能通贯，尤其是所据《史记·六国年表》的未可尽信，钱先生精心结撰，著为《先秦诸子系年》。该书博征典籍，以子证史，诸子互证，辑佚掇坠，辨伪发覆，上溯孔子生年，下逮李斯卒岁，前后二百年，排比联络，首尾一贯。得此力作，不惟诸子年世条贯秩如，且先秦史事亦粲然在目。其中对《竹书纪年》的厘订校勘，在史料学上所取得的重大突破，以及对于老子及《老子》书的考辨等，更独步一时，惠及后世。钱先生的这部代表作，历经增补，迄今依然是治先秦子学所必备的基本著述。其他如先生关于不能将中国传统政治简单化，一概视之为专制政治；《易传》非孔子所作；北宋为我国的文艺复兴时期，应予深入研究等等，都是具有创获性的卓见。
    其次是诸多学术门径的开启。钱先生之学，体大思精，最富创新精神。清代学术史，是本世纪初叶创辟的学术领域。风气之开，虽非自钱先生开始，但他与率先而行的章炳麟、梁启超二先生齐名，同是开拓时期的大家重镇。所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尽管书名与梁先生作品同，然而风格各异，并世而行。梁著荜路蓝缕，高屋建瓴，钱著则剖析入微，精义连珠。两先生之论著，与稍后侯外庐先生的《近世思想学说史》，若三足鼎立，为清代学术史研究奠定了基本格局。中国思想史研究，是晚近兴起的学科，钱先生同样以开拓者之一而名垂史册。早在抗战胜利之初，他即在昆明五华学院主讲《中国思想史》四十讲，五十年代初，据以撰为《中国思想史》专著刊布。在中国数千年思想发展中，钱先生不仅以对先秦诸子及清代思想的湛深素养卓然名家，而且还以对宋明理学的系统研究而成为这一领域的杰出先行者之一。在这方面，无论是他于本世纪三十年代问世的《国学概论》、《王守仁》（后易名《阳明学述要》），还是五十年代初推出的《宋明理学概述》，都取得了开创学术蹊径价值的成果。尤其是他晚年精心结撰的《朱子新学案》，独具只眼，自成体系，既将朱子学说的研究推向纵深，也开辟了宋明理学研究的新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