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是实事求是的史学方法论的示范。从事中国史研究，方法论问题至关重要。钱先生数十年的史学实践，自始至终贯串着一个求实的精神，昭示出实事求是的根本方法论。当他步入史学领域之初，清代乾嘉以还的考据学依然笼罩史学界。有鉴于此，钱先生一方面如实地肯定历史考据作为一种治史方法自有其存在的价值，另一方面则明确指出：“其地位有限，不能单凭考据便认为已尽了学术研讨之事。”他特别强调：“考据之终极，仍当以义理为归宿”（《学钥·学术与心术》）。钱先生所说的“义理”，具体而论，当然是指诸多历史现象各自蕴涵的道理。广而言之，无疑就是中国历史演进的规律。惟其如此，所以钱先生治史，具有全局的、发展的远见卓识。也正因为如此，钱先生的史学研究，尊重史实，不骋空论。凡他所致力的每一课题，无不建立在具体深入的研究基础之上。关于这一点，他的中国思想史研究，是一个良好的范例。钱先生认为，中国思想具有鲜明的个性，在人类思想史上有其特定的价值和特殊的贡献，研究中国思想史，就在于准确地把握这种特质。因此，他反对中国思想史研究中的简单化、公式化倾向，不赞成对西方思想的生吞活剥，强为比附。钱先生指出：“我们该从中国思想之本身立场来求认识中国思想之内容，来求中国思想自身所有之条理组织系统，进展变化，与其派别之分歧，此始成为中国的思想史”。（《中国思想史》）这样的精当表述，不惟彰明了钱先生的中国思想史观，而且也是对他的全部史学方法论的总结。
    在钱穆先生一生的史学实践中，对中国传统文化历史价值的论证和弘扬，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从本世纪四十年代初《中国文化史导论》等著作的发表，中经五十年代初以《文化学大义》、《中国历史精神》诸书加以理论升华，到他晚年通过《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做出的总结，展示了一个杰出史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思考。钱先生成效卓著的辛勤耕耘，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富于探讨价值的启示。
    如何评价中国传统文化？在中国现代历史上，久存争议，迄无定论。钱先生的研究表明，无论对传统文化作何估价，一个基本的前提便是要回过头去弄清中国文化的历史真相。这个根本方法论问题如果不加以解决，那么架空而论，犹若隔靴搔痒，终究是无济于事的。因此，他主张融传统文化的探讨于中国历史的研究之中，认为没有对中国历史的深入研究，所谓文化估价便无从谈起。钱先生指出，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应在历史进程之全场面里，求其体段，寻其态势”，惟有这样，才会做出“对于整个文化精神有较客观、较平允之估计与认识”（《中国文化史导论》）。钱先生的文化史观，为中国文化史开启了一条值得重视的研究途径。
    如何把握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特征？这是文化史研究中一个众说纷纭的论题。钱先生积数十年研究之所得，在他晚年对这一论题作了精辟的阐述。钱先生认为，在中国历史上，相反相成的儒道两家，乃是构成传统文化的“两大支柱”，从而也是“中国人生两大精神之所在”（《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这样的文化结构，使之偏重于道德和艺术的讲求，表现出基本特质上的内向性。这是同外向的西方文化迥异的历史个性。然而这种内向性却绝非与外在世界隔绝，它是以“通天人，合内外”的形式，来实现“统之有宗，会之有元”的和谐。因此，中国传统文化一言以蔽之，可以说是一种“通天人，合内外”的文化形态。钱先生的阐述，发前人之所未发，虽然能否作为定论尚可商量，但对于把握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弘扬其民主性的精华，无疑提供了一条发人深思的认识途径。
    中国文化的发展前景如何？这是研究中国文化史不可迥避的问题，它既是从事这一研究的立足点，又是研究终了的必然归宿。泥古不化，故步自封乎？尽变故常，全盘西化乎？钱先生于二者皆取断然否定态度。他历来主张在东西文化交流中去缔造中国的新文化。早在五十年代初，钱先生即就此做过富有远见的论证，他指出：“中国将来的新出路，决不全是美国式，也决不全是苏俄式，跟在人家后面跑，是永远不会有出路的。我们一定要采取各国之长，配合自己国家实情，创造出一个适合于中国自己的理论和政治”（《中国历史精神》）。这一论证无疑是值得重视的。
    钱穆先生一生著述甚富，除上述各时期的主要代表作品之外，其他尚有《孔子与春秋》、《孟子研究》、《庄子纂笺》、《中国哲学史》、《学钥》、《秦汉史》、《明代政治》、《史记地名考》等数十种之多。他以宏富的成就，为中国现代史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认真研究他的史学成就和思想，对于推动中国当代史学的发展，无疑是会很有益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