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史学正统论的形成及饶氏研究的意义
    正统论既是中国古人的一种历史观，又是史学活动的修史依据，是对政权丛生、错综复杂的王朝兴衰的一种判断和看法，也是修史时对纷乱如麻的历史线索的一种梳理和描述。
    正统观念的产生与中国特殊的文化形态密切相关。西方早期城邦民主政治和多元化文化观念，以及中世纪以来长期的封建分裂局面，使西方没有形成如东方这般强烈的正统观念。西方“历史之父”希罗多德在叙述希腊本土历史的同时，还描述了西亚、北非、黑海及地中海沿岸近二十个国家和地区的民族生活图景，“虽然盛赞希腊文化，但也尊重蛮族的文化”（注：张广智、张广勇：《史学，文化中的文化--文化视野中的西方史学》，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2页。）。东方的中国，则很早便形成了统一的华夏民族、中原政权和宗法制度，滋生了“华夷之辨”、“大一统”和“家天下”观念；加之“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形态导致“男主外女主内”的分工形式和男尊女卑思想，从而氤氲化生了以尊王攘夷、强化血胤和排斥女主为特征的“正统”观念。正统观念或明或暗地存在于上古历史中，经过早期历史学家如《春秋》作者（一般认为是孔子）的借鉴和整理，成为正统理论，再经理学盛行的北宋时代的史学家（如欧阳修）的发展和完善，而成为有体系的历史观念和史学理论。正统论主要是针对历史上政权传承、篡断、并存等问题所作的评价，在选择词汇时，使用了农业历法中的“正闰”、音乐乐律中的“天统”和阴阳五行说（“五德终始”）的“运统”等，在史学应用中形成了“本纪（“本”就是“统”）”、“载记”和“统纪之学”等概念。正统理论既是史学家在处理历史问题时所形成的观念和理论，反过来又对现实政治和未来历史产生深刻而深远的影响。改朝换代者惮于史家“使乱臣贼子惧”的褒贬史法，一般都要考虑“得国之正”（如举行“禅让”等），从沙漠入主中原的游牧政权也处心积虑地制造天命已归的舆论。正如张方平《南北正统论》所说：“夫帝王之作也，必膺受图，改正易号，定制度以大一统，推历数以叙五运，所以应天休命，与民更始。”
    对于正统论的意义，古今学者也有截然相反的认识，元代杨奂指出“正统之说，祸天下后世甚矣”（注：杨奂：《正统八例总序》，《还山遗稿》上，《元文类》卷三十二。），梁启超更是直言“中国史家之谬，未有过于论正统者也”（注：梁启超：《论正统》，《分类饮冰室全编》卷十二。），在1902年发表的《新史学》，以史界革命为号召，将正统论当作中国旧史学最荒谬的观念予以攻击，认为提出正统观的人，将国家视为君主私产，要借天命论以证明他们“生而有特别之权利”，“则固已举全国之人民，视同无物”，讥讽从朱熹到乾隆的正统说，不仅所立标准互相矛盾，而且依其标准自秦以后没有一个王朝可称正统，“成即为王，败则为寇，此真持正统之史家所奉为月旦法门者”（注：参见朱维铮：《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序》，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风流所及，此后的学者都全盘否认历史上的正统论。特别是1949年以后，随着唯物史观的确立，正统论更是淹没无闻，致使这一问题长期无人关注。
    据笔者目力所及，20世纪50年代以后仅有相关论文十余篇，分别对《春秋》的正统观、宋代的正统观、欧阳修、杨奂、郑思肖、王夫之等人的正统观、清人在明史研究中显现出的正统观、以及正统观演变与民族融合关系等进行过探讨。（注：如周德钧：《略论〈春秋〉对中国传统史学的影响》（《鄂州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陈芳明：《宋代正统论的形成背景及其内容》（《食货月刊》第一卷第八号，1971年）、西顺藏：《北宋その他の正统论》（《一桥论丛》第三○号，1953年）、陈学霖：《欧阳修〈正统论〉新释》（《宋史论集》东大图书公司1992年版）、杨荣达：《略论王夫之的正统观》（《船山学刊》1996年第2期）、王纪录与闫明恕：《正统论与欧阳修的史学思想》（《贵州社会科学》1996年第1期）、钱茂伟：《杨奂、郑思肖的正统观辨析》（《史学史研究》2000年第3期）、宁泊：《清人明史研究中的正统观和忠义观》（《南开大学学报》哲社版1996年第4期）、胡克森：《论中国古代正统观的演变与中华民族融合之关系》（《史学理论研究》1999年第4期）。）笔者曾从历史观与政治史的角度发表过两篇有关正统观的论文（注：谢贵安：《朱元璋历史观与史学思想初探》，《江汉论坛》1997年第5期；《从朱元璋的正统观看他对元蒙的政策》，《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1期。）。长期从事史学史教学及研究的朱维铮教授也指出，国内近数十年专究历史观念史的论著十分“稀见”，“而以正统论为题进行全面系统考察的专著更未发现”，“我所见而又是同行公认的力作者，唯饶先生这一部。”（注：朱维铮：《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序》。）其实，赵令扬曾撰有《关于历代正统问题的争论》一书，陈学霖亦曾撰关于金代正统论研究的专著一部（注：赵令扬：《关于历代正统问题的争论》（香港：学津出版社1976年版）及陈学霖：《中国史上政权合法性之研究--金代德运论议分析》（Seall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84）。）。不过，饶氏之作与以上论著相比，自有鲜明的特色及创见，故仍显得十分珍贵。而对饶氏史学正统观学术进行研究者，除朱维铮在该书序中曾作提要式介绍外，尚未见有专论发表。
    正统论在研究上的缺失，并不表明这一问题无关宏旨，恰恰相反，“正统观”是中国史学上一个关键词语，“是困扰中国历代王朝的政府及其学者达两千年的一个核心观念”，“不仅长期支配过中国人的头脑，还经常影响着各色人等的政治行为乃至重大决策”，因此“更需要首先辨明它的不同历史型态，才可能进而探究不同型态所映射的社会关系”（注：朱维铮：《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序》。）。对此饶宗颐也清楚地道明：“中国史学观念，表现于史学之上，以‘正统’之论点，历代讨论，最为热烈。”（注：饶宗颐：《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下文凡引该书，皆略去书名，只注页码于引文后之括号内。）（第1页）故对此一关键问题进行了长达五年的准备及研究，系统、全面和深入探讨了中国史学上之正统理论，与赵令扬同时填补了这一空白领域。
    饶宗颐对史学正统观的学术研究，主要集中在其1977年发表的《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香港龙门书店，后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再版，本文括号内关于该书的页码指后者而言）一书中。下面将以此书为文本，对饶氏在史学正统论研究上的方法、依据、学术创新、态度理念等作系统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