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探讨邹衍、刘歆五德之异义时，对邹衍--《吕氏春秋》《五德相胜图》，刘歆《世经》-《潜夫论》之《五德相生图》，以及孙膑的《五壤相胜图》三者的五德学说之异义，画图以别之，分类以比较，指出：第一，邹、吕之五行相胜始土，不始木；其他则首德始木。第二，邹、吕以土克木，木克金；孙则以金克木，木克土；刘则水生木，土生金。第三，邹、刘皆以解释历史；孙则否（第20页）。使三派学说一目了然。他更将邹衍《五德终始》与刘歆《世经》中关于德与帝王的对应关系列表以明之。晋初修史，朝野上下热烈讨论晋朝起始时间与正统关系，饶氏根据各种史料记载，去繁就简加以归纳，指出晋初修史有三种意见：第一，以（司马炎）泰始（公元265年）为断，第二，以正始开元，第三，以嘉平起年（第24页），使此一问题简单明了。饶宗颐还对陈师道《正统论》中的正统类型作了归纳：第一，有其位而不一者--东周；第二，有天下而无位者--齐、晋；第三，有其统而为闰者--秦、新；第四，无其统而为伪者--魏、梁；第五，上下无所始终者--南北（第42页）。南宋以后，正统观的讨论意见纷纷，饶氏便用归类去纷的方法一举解决，指出：“朱子而后，正统问题，讨论仍极热烈。归纳诸家之说，考其兴起之缘故，有下列三端”：第一，对朱子《纲目》提出斟酌者；第二，元廷修辽、金、宋三史，朝野人士提出不同意见者；第三，明初学人，就正统问题重加讨论者（第51-52页），然后一一展开，有条不紊地分类叙述。
    第三，推理缜密，辨析入微。饶宗颐常常从文本的学术思想加以考证。如有人认为南宋郑思肖《心史》是伪书，饶氏则辨析道：“按其所援引有关史籍，仅及宋人而止，则作者似不可能为明时人，因元、明以来此类续《纲目》之著述，已车载斗量，何庸著《正统通鉴》耶？”“是书深严夷夏之辨，主张《北史》宜黜曰《胡史》，《南史》宜崇曰《四朝正史》。论者谓是明人依托。余所见有崇祯十二年己卯吴门刊本，张国维序刊。徐树丕世居苏州阊门外，其《识小录》记戊寅冬承天寺浚井得铁函事甚悉。顾亭林作《井中心史歌》。而《四库提要》误以陆坦始为刊行，又从徐乾学说，以为海盐姚士粦所伪托，说亦非，余嘉锡已详辨之（见《辨证》卷二十四）。清代及近贤，多论此书为伪，惟余氏独持不同之见，今从其所提及之史书观之，并无受元、明人影响之痕迹。其秉正论史，大义凛然，安得目为伪书而废之乎？”（第49页）再如饶氏对姚燧《国统离合表》作介绍时，因为是书已佚，只有《牧庵集》卷三存序一篇，其中指斥朱熹的《通鉴纲目》系年在正统观上有延康、章武、至德三失，但更无其他材料可资说明，于是饶氏笔锋一转，指出“燧为杨奂之婿”，接着引出《元史·杨奂传》关于杨氏所著《正统书》及其反对朱熹正统观等主要观点，以此暗示姚燧正统观可能受到杨奂的影响。但由于没有确切证据，因此作者并未遽下断语，反映其治学之严谨。
    饶宗颐研究史学正统论的依据是各种历史文献，包括地上的和地下的，中国的和异域的。由于草创及无所依据的缘故，饶宗颐只能从搜集原始史料着手，展开对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的研究。为达此目的，他漫游亚、欧、美三大洲，“淹贯乙部，旁通别集，为独立之探究”。作为一名著名的历史文献学家，作者善于利用各种文献以为研究之资，做到了“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注：陈寅恪：《王静安先生遗书序》，《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19页。）
    第一，饶氏擅长用出土文献治史，在研究正统观时也注重将地下文献与地上文献相结合，重视考古材料的运用。在证明统纪之“纪”有天文之义时，即用马王堆三号汉轪侯利氏墓所出土帛书《五星占》在总结土星时的话“卅岁一周于天，廿岁与岁星合为大阴之纪”为证据，证明“此‘纪’字之文天（疑为天文，论文作者注）意义”（第2页）。再如，作者在证明五德终始之说“实当起于子思”时，根据《马王堆老子甲本》后具有子思思想的《佚书》“胃（谓）之德之行。不刑（形）于内胃之行……德之行。五（行）和胃之德，四行和胃之善”等文本，证明五行始终之说非始于邹衍。
    第二，注重异域文献的利用。饶氏在介绍诸葛深编《绍运图》一卷时，用日本文献加以证明：“日本有《历代帝王绍运图》一册，前有熙宁九年会稽乡贡进士虞云序，原系北宋本。列举三皇以下历代帝王名氏，终于五代。室町时代及庆长年间，叠有覆刻，或即根据诸葛深之《绍运图》”（第46页）。饶氏在研究“宋人统纪之学影响且及邻邦”时，还用韩国文献《益斋乱稿》说明高丽李益斋所受的影响。同时指出：“韩国史籍若《四国史记》、《本国编年纲目》等书，体例皆沿袭于华。Micheal C.Rogers有文详论之”（第56页）。再如作者介绍宋绍熙元年黄裳所献之《帝王绍运图》时，指出此书直系正统，起于夏，历商、周、秦、汉、新莽、后汉、三国魏、晋、隋、唐、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至大宋，大抵取司马光之说，别有说明附刻于图之下方。并用异域文献解说道：“法国沙畹（E.D.Chavannes）于一九一三年尝将《绍运图》拓本印出，加以注释，刊于所著L'instruction d'un Futur Empereur de Chine en L'an 1913，由铭文研究院出版，则此书之西传者也”（第47页）。
    第三，注重搜集和应用珍本和古本文献。饶氏曾在台北故宫博物院查阅了“外间所罕睹”的朱权《天运绍统》、徐奋鹏《古今正统辨》等藏本。在探讨宋嘉定间沈枢撰《通鉴总类》所蕴含的正统观时，曾搜集并阅读过该书的元刻本：“书尝镌板于潮阳，楼钥为序。余所见者，为元至正二十三年平江路儒学刊本。”并且该本还经清代著名学者钱大昕题过跋，是一个颇为珍稀的本子（第47页）。饶氏还搜集过比元刻本更为珍贵的古代抄本。王惟俭《宋史记》现存抄本，藏于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中，饶氏不仅阅读，而且还“今录凡例于资料三，以供参考”（第73页）。为了研究历史上的正统观念，饶宗颐在资料上可谓是穷尽搜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