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从学派交流角度论证邹衍学说起源于子思外，饶氏还从地域文化交流角度进一步论证作为齐文化的邹衍学说也部分起源于楚文化。在探讨邹衍五德始终学说时，饶氏考证出五德与五帝相配的学术轨迹，并发现战国时楚、齐等文化交流的痕迹。他指出：“楚人原有五帝甚明，又由楚巫传播至齐，观《陈侯因[资]（资字中将贝换成月）[白厶殳]（先上下，后左右结构--本文作者）》出见黄帝之名可证。景公时楚巫微与裔款请‘致五帝，以明君德’，此五帝德一说滥觞，亦为齐学楚学合流之结果，邹衍固齐学之代表也”（第14页）。
    之后，饶宗颐还论证了邹衍五德终始学说的学术影响。从《吕氏春秋》对邹衍学说的发扬光大上，证明“秦人学术，部分盖接受邹说”，并用《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载事实，证明“始皇推邹衍‘终始五德之传’，以秦为水德，代周之火德；其色上黑，名河曰德水，以为水德之始，而事皆决于法，刻削毋仁恩和义，以合五德之数”的政策，实来源于邹衍。饶氏还证明五德终始观念对中医理论的深刻影响，根据《灵枢经·终始篇》“针刺之道毕于终始，明知终始，五藏为纪”等记载，指出“医家亦采用终始之理论”，“可见终始理论，自子思、邹衍以后，贯通百学，医亦其一端耳”（第16页）。饶宗颐对五德始终源流的精湛论述，是其《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一书的亮点之一。正因为如此，此部分（即通论三）被收入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饶宗颐史学论著选》中。（注：饶宗颐：《饶宗颐史学论著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143-150页。）
    第三，饶氏对史学正统论的理论依据及其流变作了非常精辟的总结，指出中国史学上的正统说，其理论的主要根据有二：一为采用邹衍之五德运转说，计其年次，以定正闰。唐人自王勃以后，《五行应运历》、《正闰位历》等书，以至宋初宋庠的《纪元通谱》，都属这一系统；另一依据《公羊传》加以推衍，皇甫湜揭示“大一统所以正天下之位，一天下之心”。欧阳修继之而起，标榜“居正”“一统”二义。“由是统之意义，由时间转为空间，渐离公羊之本旨”，但对后来影响至大。司马光所说“苟不能使九州合为一统，皆有天下之名而无其实也”，苏东坡所谓“正统云者，犹曰有天下云尔”都是从空间立论的。此一义后来影响到现实政治：“元世祖之灭宋，即由此一观念所策动”（第75页）。若非对历史上的正统论烂熟于胸，是不可能作如此驾轻就熟的评论的。
    类此之处尚多，兹不一一赘述。
    四、饶宗颐对史学正统论的态度
    饶宗颐在《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中，并不轻易表态和下结论，但他并不讳言自己是“赞成正统的”，他对鲁一同《正统论》所云“不幸而得正者无统，得统者不正，如是全名则丧实，全实则丧名，不若并去正统之名”的主张十分反感，斥之为“殊为无识”（第65页）。大概觉得赞同已经过时的正统论不好，朱维铮为饶氏辩护道：“但这话也不意味着他赞成历史上那些正统论。”那么，究竟饶氏是否赞同或赞同何种正统论呢？通过仔细辨析，笔者发现，他其实是赞成“历史上那些正统论”的，他认为：“自汉以来，史家致力于正统问题之探讨；表面观之，似是重床叠屋，细察则精义纷披，理而董之，正可窥见中国史学精神之所在。正统理论之精髓，在于阐释如何始可以承统，又如何方可谓之‘正’之真理。持此论者，皆凛然有不可侵犯之态度。”人们不惜用私人修史来表达正统观点，就是为了：“一、不受史局之约束；二、不为当前史学风气及政治立场之所囿；三、有超时空限制之精神，对于史事可作重新评价。质言之，即有超历史（Super-History）之立脚点也”（第76页）。在各种正统论中，饶氏最赞同的是方孝孺一派的正统观。
    饶宗颐对方孝孺《释统》学说作了详细介绍。方氏称“天下有正统一，变统三”：三代是正统；汉、唐、宋可附于正统。变统包括取天下不正、夷狄僭中国、女后据帝位三种情况，“二统立，而劝戒之道明”，“立变统所以扶人极”。饶宗颐对方氏的《后正统论》也饶有兴趣地作了介绍。方氏称“有天下而不可比于正统者三：篡臣也，贼名也，夷狄也”。饶氏提示“此三者方氏立为变统”。方孝孺认为三者虽不合正统，但不可废而不书，以便作为历史的警戒：“是则三者皆废之而不书乎？曰：不也。吾固不比之于正统而已，非废之也。不废其迹而异其辞，则为戒也深矣。”对于方孝孺的正统论，饶氏先分析说“其说基本全袭用欧公”，继而夸奖道“惟区分统为正、变，较章望之称霸统为胜”，并一反常态地用了极尽赞美的语言，称赞方孝孺的正统学术：“方氏《释统》之作，足与欧阳修媲美，实为正统论之后殿。史学史上不可磨灭之大文章，须亟为表扬者也”（第57-58页）。虽然饶宗颐将方孝孺与欧阳修相提并论，但骨子里仍然更看重方孝孺的正统观，曾作过这样的比较：“依春秋褒贬之例以论史，则发生史实与道德关联问题，正统说诸家立志各有不同。其重实而轻名，但以史实为鉴戒，不惜减轻道德观念者，欧阳修、司马光是也。其兼顾名实，而决不肯放弃道德观念，以致建立二元说者，章望之（分正统与霸统）、方孝孺（分正统与变统）是也。其纯以《春秋》书法为褒贬者，则朱子一人而已。”饶氏反复称赞“方孝孺始置夷狄之统于变统，则庶几攘夷之义，与皇甫湜之不帝元魏之说相呼应，此亦取之《春秋》以立义者”（第75-76页）。
    此外，饶氏还对受方孝孺影响的正统观持积极肯定的态度，如对“本方孝孺《释统》之意，专明正统”的邱浚《世史正纲》，大加称赞为“议论严正”。清邵廷寀在其《正统论》四篇中提出了“万世而不亡”的“天行之统”和“人心之统”的正统观，对魏禧所说的“天之所在，人不能违”提出反诘，指出：“吾则谓存窃统而终不使附偏统，存偏统而终不与于正统者，人之所在天亦不能违也。”并举例道：“秦、隋之统一天下，天心厌乱，适会其时”，可以说是得“天行之统”，但“及其丧亡，世未有怜之者，以是知人心之不与”，说明未得“人心之统”也是不行的（注：邵廷寀：《正统论》，《思复堂文集》卷8，《绍兴先正遗书》第四集，清光绪十九年会稽徐氏友兰铸学斋刊本。）。饶宗颐对邵氏这种“人心之不与者，无由得与正统”的观点深表赞同，认为“秉道德以定是非，仍是方孝孺一脉之说”（第6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