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世宏、朱颖洁在《齐鲁学刊》2004年第3期刊发文章：《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建构方法的特点》认为：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建构方法的特点包括了四个方面：1.从实践角度理解世界历史的生成；2.在民族平等的全球视野中考察世界历史的构成；3.从整体与部分的关系审视世界历史的动态过程，强调了世界历史作为整体的规范作用；4.联系社会制度的演变，研究世界历史的未来发展。
    韩民青在《燕山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撰写文章《重新审视人类文明的发展机制》谈到：物理物质、化学物质、生命物质和人类，形成了物质世界由小到大、由低到高的四个物质层次，人类直接诞生在生物层面上，并直接依赖于生物层面而生存和发展。人类的发展始终是由浅入深地不断推进对自然物质层次的认识与改造，因此，人类文明不同发展阶段的根本标志是不同层次的物质生产力和生产方式。
    依格尔斯（Georg G.Iggers）、王晴佳在《学术研究》2004年第5期发表文章：《中西史学思想之比较--以西方历史哲学与儒学为中心》指出：史学思想的比较，必须置于文化传统中方能进行，而中西文化的传统，并不是单种和一线的，而是多元和开放的，无法将之“同质化”处理。若从大处着眼，中西史学思想表现出三大不同：1.宗教观念对史学思想的影响有所不同。与儒家思想相比较，西方基督教和犹太教强调来世，于是有一种历史有目的进步的观念。2.由于政治和社会的影响，西方史学比中国史学显得更为多元化和具有批判性，而中国史学和官僚体制的关系比较密切。3.西方史学在早期受到系统逻辑思维的影响而在现代则又强调理性思维，而中国史学的形而上学思维只是到了近代才有比较充分的表现。
    陈峰、王海涛在《东岳论丛》2004年第3期撰文《后现代语境中的历史“客观性”问题》谈到：客观性是科学化历史学的要穴之一，后现代主义对其进行根本性的质疑。这一问题可分解为三个方面：一是强调历史学知识背后的权力支配，不再将其作为一种具有客观性的科学，转而揭示其意识形态特征；二是将历史学等同于文学、艺术，根据其创作活动的特点，视之为一种语言游戏；三是将历史文本化，贬低作者，抬升读者，从而突出主观解释的意义。这场客观性危机或许是历史学走向成熟所必经的一个阶段。
    钱茂伟在《史学史研究》2004年第2期刊登文章：《实录体起源、发展与特点》认为：实录无疑是由国家出面组织编纂的最有代表性的国家编年史。实录的直接源头是起居注，实录体的编年性是由起居注的编年性所规定。编年体是多朝多帝史，实录体是一帝一朝史。最初的实录为“今上实录”，唐代开始逐步向“前上实录”过渡；五代、宋、元、明、清的实录编纂是清一色的老皇帝实录。实录体有两种模式：一有大臣附传，如唐、宋、明；二是大臣传单独成书，如元朝和清朝。
    李建在《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发表题为《历史意识与历史教育的萌芽--中国上古时代原是历史教育探析》的文章说：上古先民初始的历史意识和历史知识传播是中国古代源远流长的历史教育传统的萌芽和源头。原始的历史教育以口述寓含先民原始历史观念的历史知识为手段，以反映远古祖先生产生活情形等的历史神话传说为主要内容，它具有传承历史知识、继承发扬祖先优良传统、激发想象力和创造力、激励先民精神意志的教育意义。
    谢保成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4年第3期刊登文章《神话传说与历史意识--三谈中国史学起源》谈到：神话传说是历史意识的统一体，在形成与传播过程中不断被加工、改造，搀杂了各个历史时期的各种不同的历史意识或历史观点。中国神话传说被加工改造的主要趋势是：不断地政治化、历史化。从神话传说中探寻“史影”，一定要注意材料的时代性，分辨其中包含的原始历史意识和后人搀杂进去的历史意识。
    张全明在《史学史研究》2004年第2期发表题为《<通鉴胡注表微>与陈垣先生的爱国思想》的文章认为：陈垣先生的史学著作以饱含传统的爱国主义思想而闻名海内外，《通鉴胡注表微》就是一部典型的弘扬中华民族爱国、救国、强国精神的史学杰作。书中全面而系统地反映了作者的爱国思想，自始至终都洋溢着他热爱祖国的坚定信念。
    何晓涛在《四川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撰文：《蒙文通与中国史学史》说：蒙文通是20世纪一位杰出但被忽视的中国史学史研究者。他的中国史学史研究自觉地区别于梁启超等人的模式，具有主通、明变、贵识的特色。他与同时代中国史学史研究者的异同以及他本人思想的变化，深刻地反映了史学观念的更新对于中国史学史研究的重要性。
    周武在《历史教学问题》2004年第2期刊发题为《晚年陈旭麓与重写中国近代史》的文章指出：陈旭麓先生毕生往来于学术与思想之间，孜孜求索百年来的世路、心路和去路，晚年更在严峻的反思中逼近一生中学术与思想的巅峰状态，他的《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及其他一系列论著以丰厚的历史感写出了百年递嬗的曲折骨脊，在真正意义上重写了中国近代史。
    赵兴彬在《史学史研究》2004年第2期发表文章：《口碑史料厘定》认为：口碑史料是史料的四大类型之一。现代概念上的口碑史学在中国尚未真正建立起来，史学界对口碑史料的认识相当模糊。为纠缪补苴，使口碑史料与其他类型的史料彻底区别开来，应该把口碑史料定义为：由历史研究者亲自采访得来的、仅供自己使用的口耳相传的史料。包括口述回忆、口头传说和专用口语三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