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饶宗颐史学正统论研究的学术创新
    饶宗颐在史学正统论的研究上创新之处随处可见，这里只举其大要。
    第一，首次详尽考辨史学正统观各种概念及其起源。作者开篇便提出问题：史学正统论“说者以为起于宋，似是而实非”，并根据欧阳修的观点，认为正统论起源于最早的史书--《春秋》中，因为《春秋》作为编年体，必须首先确立正统观然后才能着手编修，“正统之确定，为编年之先务，故正统之义，与编年之书，息息相关”，“治史之务，原本《春秋》，以事系年，主宾胪分，而正闰之论遂起”（第1页）。在早期的史学编年体中，为了解决“纪年存统之法”，因此产生了“统纪之学”。统纪之学是编年体史书处理正统与否的学问，对此饶氏解释道：“编年以立统绪，故谓之‘统纪之学’。”对统纪之学进行有系统思考和讨论的，似始于唐代姚铉、皇甫湜及随后的叶水心等人。姚铉编《唐文粹》于卷三十四特立“正统”一目，并收皇甫湜《东晋元魏正闰论》一篇。接着宋代叶水心在为朱黼《纪年备遗》写的序中明确提出“统纪之学”，并影响及后世，“元、明、清以降，学人沾沾喜为正统之辨，犹是叶说统纪之支裔”（以上所引皆为第3页）。
    同时，饶宗颐对正统的各种概念一一作了考释。其一，从词源上对“正统”的概念作了溯源及讨论。认为“正统”一词本于“一统”，“夫一统之事，始于秦，而从空间以言‘天下一统’之称，恐亦导源于此”（第4页）。其二，对“正统”之“统”与“本纪”之“本”作了训释，认为二者有意义上的联系。如前所述，正统论起源于编年体的《春秋》，那么明显反映正统观念的“本纪”与正统是何关系？饶氏作了令人叹服的回答，指出：“帝王之史称为本纪，裴松之（论）《史目》谓本者‘系其本系，故曰本’”，“揆之汉儒经说，以统训本，则本纪之与统纪，于义亦有关联”（第5页）。统纪之学便是正统论的翻版。其三，饶氏又追溯“正统”一词被赋予“帝王受命”含义的渊源，发现“以正统一词用之帝王之受命，则有东汉季傅干之《王命叙》”，《王命叙》分析了光武中兴的四条理由，第一条便是得“帝皇之正统”。追溯至此，饶氏并未裹足不前，而是根据傅文“自我高祖袭唐之统，受命龙兴”，“世祖攘乱，奄有帝宇”之句，继续追溯其源头，进而证明此文是续班彪的《王命论》而作，当时班氏认为汉为尧后，故以汉朝上接帝尧之统。因此，正统一词被赋予帝王受命之概念，应该是从班彪开始的：“可见正统归运之论，至班氏而愈加奠定。自此以降，受命之帝王，罔不据此以立论。”（第7-8页）。其四，饶氏还考辨了正统概念与历法及音乐的关系。指出“统之观念与历法最为密切”，引《封禅书》谓“推历者以本统”（第8页）。又指明“乐理亦言一统”（第4页），“音乐言统，原起于汉”（第9页）。并根据陈寿祺所辑伏生《尚书大传·尧典篇》所述之音乐理论，指出该文“论八音之理，中有七始，乃天统也。以七始为天统，与天音（五声）、天化（八音）相配，是天统二字原本于乐律古义”。像这样全方位对正统概念进行条分理析的学者尚不多见。
    第二，作者对五德终始说的起源作了新探，提出了全新的观点。一般认为，五德终始说出于邹衍，但饶氏指出“今以新旧资料合证之，实当起于子思”（第10页）。他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证明：（一）根据荀子《非十二子》责思孟子的话“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证明五德终始说起于子思甚至更早。（二）饶氏发现，《马王堆老子甲本》后的《佚书》有五德终始的思想，如该文称：“胃之德之行。不刑于内胃之行……德之行。五（行）和胃之德，四行和胃之善”，“与其月k1p910.jpg（体）始，无与终者，言舍其k1p910.jpg而独其心也。”饶氏将该文与《孟子万章》中“集大成者，金声而玉振之也。金声也者，始条理也；玉振之也者，终条理也。始条理者，智之事也；终条理者，圣之事也”等思孟思想相比较，指出二者“若合符节”，“故疑此《佚书》即思孟之遗说”。饶氏还特地分析了五德与始终的内在联系，认为：“其始与终，而曰金声，曰玉振者，盖以乐为喻。古之乐次，以金奏为终始。……此儒家之乐教也。以此比德之起始与完成，有如金奏之敲悬镈与击玉磬也。德之成亦如乐之成。”他进一步分析道：“乐而后有德，德之成而舍月镈而行，故与有始而不必与有终；善者则贯澈始终，故有始必有终。德则不然，德为天道，故可舍体而专一其心，不以形求之，自然如天道之流行，悬诸天地而皆准。此当为子思之五德终始说。曰善曰德，析言之：一形一气；形者与其体；而气则舍之。一为人道，一为天道，天与人正相应。”《佚书》为思孟之学说，后来出现的邹衍五德终始说似必由此而衍生，故饶宗颐断言“邹衍倡五德终始说，似本此为基础而恢皇之”，这是颇有见地的观点。（三）饶宗颐还发现，《汉书·严安传》载严安上书所引邹衍五德终始之说“政教文质者，所以云救也”，与《史记·高祖纪赞》所引三代文质相救的学说“周人承之以文；文之蔽，小人以僿，故救僿莫若忠”观点相似，而唐司马贞《索隐》明确指出《史记·高祖纪赞》“此语本出子思子”，饶氏以此证明邹衍之说实起源于子思：“三代文质相救之义，原出子思，而邹衍、董生、太史公皆秉之立论。”这种于细微处发现内在联系的学术创新，表明作者的过人之处。
    证明邹衍学说起于子思后，饶宗颐并没有否定邹氏的学术价值，而是实事求是地承认他对于五德终始说发展的贡献：“德之五及终始二词，实本于子思，而邹氏扩大其义，以论朝代更易之德运。”当时以终始为名或专治终始的著作尚有数种，“惟邹衍则取以解释人事，以阐明帝王应运而兴之道理，构成其所创之历史哲学”（第12页）。邹衍的著作有《邹子终始》五十六篇（已佚，《汉书·艺文志》保留目录），《史记·孟荀列传》称其著作“称引天地剖判以来，五德转移，治各有宜，而符应若兹”。饶氏归纳邹衍学说为三点：第一，确定每一代帝王的命运，各有其在五行上所属的先天德性；第二，根据五行相胜，互相生克，推演为五德始终，创立帝王更迭的循环学说；第三，将一年之“纪”，扩大为历年之“纪”，成为大型的终始学说（第13-23页）。当时五行学说有常胜与不常胜二种，邹衍“执常胜之说以解释历史，不沾沾于名实，从极大处落墨，故有其成就”。由于来源于子思，因此“邹氏仍以儒家伦理为基本，而主张尚德”。这种对邹衍学说性质的判断，令人耳目一新，极富启示。以往认为，春秋战国相互争鸣的百家中，孔孟儒家与邹衍阴阳家各为其中一种，但经饶氏这一鞭辟入里的分析，能够让人清醒地了解儒家与阴阳家两派之间的内在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