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饶氏对方孝孺一派正统观赞许的考察，我们发现，他实际上是试图借此而建立一种永恒的重正义和道德评判的正统观念。他引龚自珍“有抱国之图籍而降者矣；无籍其道而降者，道不可以籍也”（注：龚自珍：《古史钩沉论》四。）之语，对“晚近之言史者，有不惜去统而弃正者矣，有不惜以自己之文化接他人之统者”的行为表示强烈不满，指出：“反观过去郑思肖、方孝孺辈，其所争取者，一本乎正义之真是非，而非一时相对之是非，不特不屈服于某种政治之下，且不屈服于已成历史之前，其见识伟矣，其人格夐矣，此诚‘贯天地而无终敝，故不得以彼之暂，夺此之常’。历史之真是非，正在其常，而非一时是非所可夺”（第77页）。
    由于反对一时相对之是非，所以饶宗颐对当朝人为了自身一时的利害而曲解正统论进行了最为无情的抨击：“本朝之人自以本朝为正统也。然此又有政治与学术因素之殊”。并举例说，刘元海（刘聪之父）建国时，用刘宣之议，称国号为汉，近尊刘禅为孝怀皇帝，而以上接汉统，“此纯为政治上之利用也”。而习凿齿以为晋统当上接汉统，晚年一再上疏，建议晋宜越魏继汉，汉统既然系周而不系秦，何以晋不可上接汉统呢？“其抑魏即所以尊晋，要皆取媚于本朝”（第27页）。易代之后，有反视前代为霸朝的，李德林为了讨好隋高祖，称前代北周为霸朝，并上《天命论》以论证隋代周之合乎运道。饶氏斥之“可谓无耻”。魏收在所撰《魏书》中称东晋为“僭晋”；以司马睿与賨李雄并列，对凉州张实则题曰“私署”，饶氏对此不满，斥之为：“此皆取媚于当朝而贬抑前代，与德林之贬周为霸，诚无以异”（第28页）。对于“宋人之《道统图》且以艺祖接伏羲之统”，饶宗颐一针见血道：“此乃出于政治上之渲染，殊属无谓”（第78页）。对于徐奋鹏提出三代以来正统惟有明一代的观点，（注：徐奋鹏：《古今正统辨》，《徐笔峒先生集》卷8。）饶氏毫不客气地批评为“说嫌太偏，殊无可取”（第60页）。
    饶氏之所以重视方孝孺一派的正统观，就是要建立一种道德和正义的历史评判机制，进而建立一种有意义的历史学。因此，饶氏于“正统”二字，重“正”不重“统”；即重视人心之统，重视王朝更替的道德评价，而不重视天统和空间上的一统。为此，他对俞樾《蜀汉非正统说》以蜀汉“据一州之地而欲窃天下之统”的非议不以为然，指出“但从地理上空间广狭以立论，未足以餍人意”（第71页）。对储同人以为史家大义在正而不在统，不可轻易与人以“一”，更不当轻易与人以“正”（注：储同人：《正统论》，《在陆草堂文集》。）的观点深为嘉许，称赞道“其说甚辩”（第65页）。饶氏特别强调正义和道德评价的价值：“史家之尚论史事，贵能据德以衡史，决不可徇史以迁德。史家眼中对于帝王（统治者）仅视作历史人物看待，其是非得失，均得加以衡量评判。记叙史事而无是非之辨，则何贵乎有史？”他批评章学诚“论古必恕”之说“婉而未当”，认为“对君主行为可作严厉而正义之道德评判，其由来甚远，实为中国史家之优良传统，不容忽视”（第76-77页）。他从中西比较和世界历史学的角度指出：“Toynbee（即汤因比）晚年定论始确论史家须从历史成败获得猛省，历史如仅为描述而缺乏道德批评，则不成为史学。”从而肯定中国“历代正统论即贯彻此一主张之史学观点”（第78页）。他相信“历史之作，正所以明人事之真是非，而折衷于正（Justice），故史家秉笔必据正立论，……正其本实为史之首务。……慎始盖所以正之，以正统而论，正之为义尤重于统，自古以来已视为天经地义。故史家任务，要必折衷于正。Reinhold Niebuhr从神学观点以论史学，而提出Moral Judgment are Excuted in History一意，且云必须gives meaning to history，此即孔子所云：‘其义则丘窃取之矣。’盖历史于事与文之外，大有事在，即义是矣。历史上之裁判，既为史家应有之责任。所谓Moral Judgment者，西方或决于神断，稽之往史，古埃及倚神力为裁断，凡人之终，必受秤之衡量以定其功罪。吾谓神断之秤，不如历史之秤。历史之秤是谓之正。……正统之‘正’，其时义诚大矣哉！”（第80页）从饶宗颐借正统论以建立历史道德评判机制的尝试来看，新儒家无疑在道德伦理上忠实继承了传统儒家的思想精髓。
    然而，饶氏在对待正统观的态度上亦有其弱点，过于强调华夷之辨。如南宋郑思肖《心史》称夷狄行中国之事曰“僭”，人臣篡人君之位曰“逆”，此二者天理必诛；又谓历史上得天下者未可以言中国，因不少王朝都是“夷狄”建立的。饶氏竟称其“辞理严正”。又如章潢《图书编》卷七十八论宋元正统云：“宋之有天下，与乎秦晋隋唐，其乖纲常一也，均不得为正统，然犹中国人窃中国人位，奸中国统。元则为夷狄，更不当以继中国之统。”饶氏声称“持论甚为严正”（第60页）。由于坚持华夷之辨，因此饶氏对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卷十二“正闰当论邪正，不当论内外（即内诸夏而外夷狄）”的正统论表示不以为然：“此在满清帝制下，立论不得不尔。然无非以道德人心为正闰区别之标准，无甚胜义”（第65页）。这就与其一贯所倡导的方孝孺一派重正（道德评价）不重统的正统观念相矛盾。看来，饶氏有时也模糊了其正统观的标准和方向。
    其实，只要将方孝孺的道德正统说及受其影响而形成的“人心之统”进行现代转换，便能将正统论引入新的方向，即以主权在民或政由民出之政权，方为历史发展的最正之正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