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法国年鉴派是战后不仅在法国而且在西方史坛占据主导地位的“新史学”中最有影响和代表性的一个流派。在整个20世纪，以法国年鉴派为代表的新史学在国际史坛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可以说反映了历史学发展的趋势；同时它本身也经历了一个演变的过程。这个过程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从它的喉舌《年鉴》杂志的名称的更换上反映出来。
    1929年，《年鉴》杂志的创刊标志着年鉴派的成立。当时的杂志名称是《经济社会史年鉴》。年鉴派的创始人布洛克和费弗尔采取这个名称绝不是偶然的。他们正是为了树起与传统史学不同的新史学的旗帜。他们强调经济史和社会史的重要性，以有别于传统史学只重政治史、军事史、外交史和伟人传记的传统。同时，杂志的名称也反映出新史学的跨学科特色，而经济史和社会史正是新史学最早与之融合并已取得不少进展的两个学科。这种跨学科的特色还可以从新建的杂志编辑部人员的组成中反映出来。十位编委中，除布洛克和费弗尔外，有四位历史学家，一位经济学家，一位社会学家，一位地理学家和一位政治学家。
    《经济社会史年鉴》的名称保留了很长时间。其间只在二战中法国沦陷期间，由于德国纳粹的管制和迫害，杂志不仅篇幅大减，而且不得不两度更名。自1939年至1941年， 杂志更名为《社会史年鉴》； 而自1941年至1944年，更不得不放弃“年鉴”的称呼，而改名为《社会史文集》。无疑，这两次更名主要是由于法国沦陷期间恶劣的客观环境所致。法国光复后，杂志便恢复了原名。
    《年鉴》杂志的第一次重要更名是在1946年。新名称是《经济·社会·文明年鉴》。这里的变化有两点：一是除经济、社会外增加了“文明”。这反映了杂志本身和年鉴派在研究方向上的调整，说明杂志的取向更为广泛，即单单经济和社会对研究战后迅速变化着的世界已经显得不够了；必须加上文化和文明，才能反映作为整体的历史。事实上，对文化和文明的研究在以后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第二是取消了“历史”一词，但这并不表示杂志对史学的轻视。恰恰相反，这里反映出当时的年鉴派对史学在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中的中心地位的强调，以及力图使史学对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学科进行综合的雄心。随着年鉴派的不断革新和发展，《年鉴》杂志的影响也越来越大。
    《年鉴》杂志的编委会阵容强大，几代年鉴派的核心人物都先后在其中工作过。除创始人布洛克、费弗尔外，第二代年鉴派布罗代尔、莫拉泽、弗里德曼都是编委。布罗代尔在费弗尔之后还接任主编。60年代中期以后，第三代年鉴派勒高夫、勒胡瓦·拉杜里、费罗担任编委。更年轻的一代人布基耶尔（60年代中期）、雷凡尔（70年代中期）等也先后参加编委会工作。杂志编委会成员的变动，既是人员新老更替的结果，也给杂志带来一定的变化。因为，第三代年鉴派在学术主张和研究方向上与以布罗代尔为主要代表的第二代年鉴派不尽相同。如不少第三代年鉴派史学家（勒胡瓦·拉杜里、孚雷、肖努、伏维尔等）已不强调史学的中心地位。此外，对“总体史”、“长时段”等理论主张在年鉴派史学家中间也产生了不同的看法。
    这种情况的发生与年鉴派史学的发展状况是分不开的，甚至与整个西方史学的发展也有关系。进入70年代，尤其是80年代以后，年鉴派史学发生了变化。六七十年代可以说是年鉴派的鼎盛期。这表明年鉴派不仅已牢牢占据法国史坛的主导地位，而且它的影响越来越广泛。它的理论、方法和范型已被日益众多的史学家所接受。年鉴派也自然而然地成了各种史学新潮流的代表。这就使年鉴派的学派性大大削弱，而成为一种不断更新、拓宽的史学范型或史学研究新趋势。1978年，勒高夫提出“新史学”的称呼来代替年鉴派。实际上，人们常用“年鉴派-新史学”的提法。
    年鉴派的空前发展自然表明它的成功。然而，事物总有它的两面。年鉴派的繁荣不仅引起学界的关注，也引来更多的挑战。更重要的是，繁荣的同时也使得它的许多问题，有些原先是隐藏着的，逐步暴露了出来。因此，至少在80年代，年鉴派就遭到了来自多方面的批评和责难。需要指出的是，对年鉴派的批评不是孤立的。这同70年代末以来，围绕西方整个新史学的讨论和争议有关。也就是说，西方新史学到这个时候可说已到了转折期，需要认真进行反思、总结和讨论。年鉴派作为最有影响的新史学代表，首当其冲自然是难免的。
    围绕年鉴派的批评和争论到80年代末达到高潮。关于年鉴派，乃至整个西方新史学已发生“危机”的言论相当普遍。《年鉴》杂志编委会显然意识到这点，并决定组织专门讨论。1988年第2 期《年鉴》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史学和社会科学：转折阶段？》的编辑部文章，发起讨论。在这之后的一年半时间内，《年鉴》编辑部几乎每个月都组织一次专门的讨论会。讨论的结果是《年鉴》杂志发了一期专刊（1989 年第6期），发表了九篇理论文章，还特地发表题为《历史和社会科学：转折阶段--我们继续探索》的编辑部文章，作为总结（注：关于《年鉴》杂志组织的这次讨论的情况，请参见拙文《西方史学的发展趋势》，载《历史研究》1993年第3期。）。 正像这篇编辑部文章的标题所显示的那样，这次长达一年多的讨论并不能作出结论。事物仍在发展，《年鉴》杂志和年鉴派史学家也仍在探索。这就要重点谈到《年鉴》杂志的再一次更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