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被称作中国文化的源头，《史记》是汉武帝以前中国文化的集大成之作，那么，司马迁与《周易》是什么样的关系呢？他如何评价与运用《周易》呢？本文认为，司马迁接受了《周易》的哲理，以之为基础构建了《史记》的思想指导体系，提出了独特的史学理论，并且对《周易》给予社会生活影响的方方面面，进行了详尽的地记载。
    1.《周易》的核心是“变”，即以变化的观点把握宇宙间的一切。司马迁继承并发挥了这一观点。
    孔颖达《周易正义》这样总结《周易》的精髓：“易者变化之总名，改换之殊称。自天地开辟，阴阳运行，寒暑迭来，日月更出，孚萌庶类，亭毒群品，新新不停，生生相续，莫非资变化之力，换代之功。”据此可知，“易”的主要含义是变化。《周易》讲的是哲学，它已经扬弃了一切具体的、有形的事物，抽绎出高度概括的两个范畴，即阴、阳。以阴阳为基础展开对宇宙真谛的追求：“然变化运行在阴阳二气，故圣人初画八卦，设刚柔两画象二气也。”（《周易正义》）宇宙间万事万物都归结于阴阳两个范畴，然后又生发出新的范畴，这个生发的过程就是变化：“易在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由八卦而成六十四卦。由此可以看出，《周易》的核心是谈变化的哲学。
    《周易·系辞》中谈变化者处处可见：“子曰：知变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为乎！”“爻者，言乎变者也”，“日新之谓德，生生之谓易”，“拟之而后言，议之而后动，拟议以成其变化”，“子曰：系辞焉以尽其言，变而通之以尽利。”“是故天生神物，圣人则之；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刚柔相推，变在其中矣，系辞焉而命之，动在其中矣。……变通者，趣时者也。”“吉凶见乎外，功业见乎变。”“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穷则变，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司马迁认定《周易·系辞》是孔子晚年撰定的，那应该是他的代表作。孔子把“变化”作为《周易》的核心，这一点应该是无可怀疑的。
    司马迁撰写《史记》的目的是什么？《报任安书》对此表述说：“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通古今之变”的“变”是这一宗旨的核心，即从凡所一切无不在变化的观点出发，探究天与人，自然与人间社会之间的变化。《太史公自序》中强调了这一观点：“礼乐损益，律历改易，兵权山川鬼神，天人之际，承敝通变。”“承敝”不只承认无所不变，而且指出历史的发展变化有质的变化，“通变”则是贯穿一切历史活动的线索。
    《史记》之前已经有不少史书，如《尚书》、《春秋》及其三传、《战国策》、《世本》等，但它们只是记载历史事件，而没有明确的史学观点贯穿其中。虽然它们也描述历史的变化，但只是在一个很短的时间，一个很小的地域，更不可能在“天人之际”的坐标上从空间到时间无限广阔地考察历史的变化。从“天人之际，承敝通变”的高度描述历史，是司马迁的一个伟大进步。
    《史记》中几乎没有一个地方不谈到“通变”，没有一篇不描述变化。比如说到天文现象时，便指出“夫天运，三十岁一小变，百年中变，五百载大变；三大变一纪，三纪而大备：此其数也。太史公推古天变，未有可考于今者。”（《天官书》）在解释为何作《平准书》时说：“作《平准书》以观事变”；说明作八书的目的也是为了表明变化的重要意义：“天人之际，承敝通变，作八书。”为什么写《礼书》，也是为了说明一切无不在变化：“维三代之礼，所损益各殊务，然要以近性情，通王道，故礼因人质为之节文，略协古今之变，作《礼书》。”司马迁严厉批评那些“不知合变”、“不知时变”的人，肯定变法对历史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不变法，功不十。”变化是历史发展的轨迹，那些只持一端，不知变通，走向极端的人最终都没有好下场。秦朝历史的研究对于司马迁来说是当代史的研究，而当代史研究是有许多忌讳的。比如统治阶级总要求历史学家说明本朝的合理性，等等。但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司马迁仍然对“取天下多暴”的秦朝予以充分的肯定，其中的原因就因为它“世异变，成功大。”（《六国年表》）司马迁眼中，推动社会发生重大变化的历史功绩，比较起实现过程中的过激行动来，不知要大过多少倍。
    除过改朝换代，对社会影响最大，震动最大的要算变法了。司马迁对于历史上发生的变法总是给予热情的歌颂，充分估价它对历史发展的飞跃过程所起的不可估量的作用，在描述到变法时总是不惜笔墨，浓染重涂。对于不同时期变法的描述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强调变化，时代变化了，法制必定要随着变化，变法的过程是适应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如春秋时的赵武灵王为了富国强兵，提倡着胡服，练骑射。但“胡服令”已下，仍有重臣“赵文、赵造、周祒、赵俊皆谏止王毋胡服，如故法便。”（《赵世家》）赵武灵王这时有一大段话论证变法的必要性：
    王曰：先王不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袭，何礼之循？伏羲、神农教而不诛，黄帝、尧、舜诛而不怒。及至三王，随时制法，因事制礼。法度制令各顺其宜，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故礼也不必一道，而便国不必古。圣人之兴也不相袭而王，夏、殷之衰也不易礼而灭。然则反古未可非，而循礼未足多也。且服奇者志淫，则是邹、鲁无奇行也；俗辟者民易，则是吴、越无秀士也。且圣人利身谓之服，便事谓之礼。夫进退之节，衣服之制者，所以齐常民也，非所以论贤者也。故齐民与俗流，贤者与变俱。故谚曰：“以书御者不尽马之情，以古制今者不达事之变”。循法之功，不足以高士；法古之学，不足以制今。
    无独有偶，秦孝公时要实行变法，同样有一场争论，主张变法的商鞅说服秦孝公坚定变法决心，驳斥甘龙、杜挚的话语十分雷同于赵武灵王：
    卫鞅曰：“（甘）龙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常人安于故俗，学者溺于所闻，以此两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与论于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礼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贤者更礼，不肖者拘焉。”……卫鞅曰：“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故汤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礼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礼者不足多。”（《商君列传》）
    在秦始皇面前也发生了一场是否应该效法古代的辩论。一方以博士淳于越为代表，其论点是“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一方以李斯为代表，他的观点是：
    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各以治，非其相反，时变异也。今陛下创大业，建万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秦始皇本纪》）
    三个不同历史时期所发生的就前进与守旧、变法与因循的辩论，都是坚持变法的人胜利了，这是历史事实。但在《史记》中做出如此安排，使得变化的宗旨更加激烈地表现出来，便带有不可抗拒的力量，这不能不是司马迁历史观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