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戚世家》指出人伦关系的准则是从《周易》而来的：“故《易》基《乾》《坤》，《诗》始《关睢》，《书》美釐降，《春秋》讥不亲迎。夫妇之际，人道之大伦也。”司马迁心目中外戚所处的地位应当如同坤卦所应具有的道德那样，“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坤厚载物，德合无疆。含弘广大，品物咸亨”，又如“君子以厚德载物”。外戚只是顺承，而不应成为主宰，不应居于权力的中心，因为“阴虽有美，含之以从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终也。”（《周易正义》）
    在剧烈的政治斗争中，《周易》往往成为激励某人奋进或劝说某人隐退的论理渊薮。如《范睢蔡泽列传》蔡泽劝应侯及时隐退就用的乾卦卦辞“亢龙有悔”，晓谕他早为之地，不要因为不知足而招来羞辱。蔡泽以商鞅、白起、吴起、大夫种四人招来杀身之祸为例劝导应侯说：“忍不能自离，疑不能自决，必有四子之祸矣。《易》曰‘亢龙有悔’，此言上而不能下，信而不能诎，往而不能自返者也。愿君孰计之！”应侯接受了蔡泽的劝说，及时隐退，遂得保全身家性命。宦海险恶，人生浮沉，有了《周易》哲理作为指引，便可以少祸或免除祸殃，可以说司马迁是这样认为的。
    在游说中常常征引《周易》的例子还有黄歇劝秦昭王：“王若负人徒之众，伏兵革之强，乘毁魏之威，而欲以力臣天下之主，臣恐其有后患也。《诗》曰‘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易》曰‘狐涉水，濡其尾’。此言始之易，终之难也。”可见古代政治生活中，《周易》往往成为指南。《史记》中所记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三十五年，公孙阅又谓成侯（驺）忌曰：“公何不令人操十金卜于市，曰‘我田忌之人也。吾三战而三胜，声威天下。欲为大事，亦吉乎不吉乎’？”（田敬仲完世家）
    晋景公十七年，病，卜，大业之不遂为祟。（《韩世家》）
    赵衰卜事晋献公及诸公子，莫吉；卜事公子重耳，吉，即事重耳。（《赵世家》）
    秦文公东猎阡渭之间，卜居之而吉。（《卦禅书》）
    占卜所问的事项很广泛，除了国家政治、战争之外，还涉及到疾病的缘由、世代延续、出猎、祸祟、前程、婚姻、梦境，甚而好马在什么方向等。此不一一列举。《史记》，涉及到占卜事例的传记有27篇，占全部130篇的20.7%。
    上面所引《史记》所记载的《周易》占卜事例的确是不胜枚举，那么，司马迁对占卜的结果是否相信呢？可以说，司马迁对此是深信不疑的。最有代表性的例子莫过于《田敬仲完世家》所记载的事了，《田敬仲完世家》记载说：最早来到齐国的田氏祖先是田完，也即是陈完。陈完是陈厉公的儿子，在他初生的时候，周太史正好路过陈国，陈厉公便请他为陈完的命运算上一卦。卜得的卦是观卦变为否卦。周太史解释说：“是为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此其代陈有国乎？不在此而在异国乎？非此其身也，在其子孙。若在异国，必姜姓。姜姓，四岳之后。物莫能两大，陈衰，此其昌乎？”这个预言是说，陈完这一支必定要兴盛起来。后来，陈国发生内乱，陈完逃到了齐国，齐国懿仲想把女儿嫁给陈完，为此事进行了占卜。占卜结果说，有妫氏的后代陈完将在姜姓的齐国成长，五代之后就要昌盛，和正卿的地位一样；八代之后，地位之高没有人能比得上。关于陈完的后代，不同时间的两个人做出了同样的预测，而且一一应验了。司马迁对此惊异不已，在此篇的“太史公曰”中说：“盖孔子晚而喜《易》。《易》之为术，幽明远矣，非通人达才孰能注意焉！故周太史之卦田敬仲完，占至十世之后；及完奔齐，懿仲卜之亦云。田乞及常所以比犯二君，专齐国之政，非必事势之渐然也，盖若遵厌兆祥云。”司马迁敬佩占卜的灵验，猜测道，这一切不一定是遵从于事情的形势逐渐发展到这一步，倒好像是遵从于冥冥之中的意志似的。在这里，司马迁似乎已成为不可知论者。但应该指出的是，司马迁在更多的历史事件记述中却抛弃了预言的成分，排除了占卜的地位。
    4.《周易》之所以能在司马迁心目中有崇高的地位，与他的个性理论有很大关系。
    司马迁的个性学说是补偿论，他说：“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难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报任安书》）司马迁在这里提出了一个问题：古往今来，那么多有权有势的人，为什么都如过眼烟云，不能在历史上留下痕迹呢？而周文王、孔子这样的人却能千古传颂呢？司马迁的结论是：这些人受到压抑，有过逆境，他们被激发起勇气，发挥了个人的聪明才智，努力有所作为，以求得心理上的补偿。
    司马迁因为“李陵之祸”而受宫刑，成为身体有残废的人。十分强烈的自卑感使他的情绪产生了极大的波动，心理上失去平衡，这便需要予以补偿，这个补偿就是《史记》的完成。
    司马迁与《周易》的完成者周文王、孔子同样受到过困厄，有同样的心理感受，所以便觉得他们格外亲近，有更多的共同语言，这也就是司马迁十分推崇孔子的人格，十分赞赏周文王的业绩，十分欣赏《周易》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