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司马迁从《周易》中得到的第二个启发便是事物的发展变化总是有规律的，这个规律可以归结为两点，其一是盛极则衰，其一是循环往复，周而复始。
    《周易》是一个人工设计的封闭的系统，由乾卦到坤卦是一个盛而衰，循环往复的过程。再以乾卦各爻爻象来说，从潜龙到见龙，到飞龙，到亢龙，这是一个发展的、上升的过程。所比喻的是“天行有健”，也比喻君子自强不息，奋斗不已。但又说明有另一面，即万事万物都有一个限度，超过这个限度，事物便会走向反面。仍以乾卦为例，其最上一爻为上九，其爻辞为：“上九，亢龙有悔。”孔颖达正义：“上九，亢阳之至，大而极盛，故曰亢龙。此自然之象。以人事言之。似圣人有龙德，上居天位，久而亢极。物极则反，故有悔也。”象辞说：“亢龙有悔，盈不可久也。”文言曰：“亢之为言也，知进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丧。其唯圣人乎！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圣人乎！”
    又《周易·系辞上》：“日月运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大始，坤作成物。”又说：“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寒暑相推而岁成焉。”说的都是自然界的现象，日出则月没，月出则日没，寒尽则暑来，暑尽则寒来，正好是物盛而衰，物极必反，循环往复。
    《史记》所描述的人间社会发展及个人的命运也是这个模式。《五帝本纪》、《夏本纪》都是根据传说材料编写，又经过加工，所以这一思想更加明显，体现出明确的盛--衰--盛的循环往复的过程。
    帝太戊赞伊陟于庙，言弗臣，伊陟让，作《原命》。殷复兴，故称中宗。
    河亶甲时，殷复衰。
    帝阳甲之时，殷衰。
    （盘庚）乃遂涉河南，治毫，行汤之政，然后百姓由宁，殷道复兴。
    帝小辛立，殷衰。
    帝武丁即位，思复兴殷……殷道复兴。
    帝甲淫乱，殷复衰。
    帝乙立，殷益衰。
    《史记》所描述的殷国发展史，正是一个盛--衰--盛的循环往复的过程。
    司马迁所总结的汉代以前各朝代的更迭变化也是这样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高祖本纪》“太史公曰：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僿，故救僿莫若以忠。三王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周秦之间，可谓文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岂不缪乎？故汉兴，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司马迁所总结的规律是忠--野--敬--鬼--文--僿--忠，这是一个物盛而衰、循环往复的过程。司马迁的言外之意是，谁遵循了这条规律，谁就可以得天下，保天下，否则只会自取灭亡。
    反映在个人的命运上，这一规律就明显得多，因为人生短暂，往往在几年或几个月的时间里就表现出来。以范蠡为例。“范蠡事越王句践，既苦身戮力，与句践深谋二十余年，竟灭吴，报会稽之耻，北渡兵于淮以临齐、晋，号令中国，以尊周室，句践以霸，而范蠡称上将军。还反国，范蠡以为大名之下，难以久居，且句践为人可与同患，难与处安”，遂“装其轻宝珠玉，自与其私徒属乘舟浮海以行，终不反”。（《越王句践世家》）范蠡其所以辞官而去，就因为“大名之下，难以久居”，“大名”即是物盛的标志，盛而必衰，高贵的权势之下潜藏着危机。范蠡“耕于海畔”，“居无几何，致产数十万。齐人闻其贤，以为相。范蠡喟然叹曰：‘居家则致千金，居官则至卿相，此布衣之极也。久受尊名，不祥。’乃归相印，尽散其财。”（同上）范蠡为什么又一次归印散财，同样因为他惧怕物盛而衰，“布衣之极”是危险的，到达极点就必然会转化，“久受尊名，不祥”。
    在司马迁笔下，大凡明智的人都能以物盛而衰的哲理指导自己的一生。帮助刘邦打天下，出奇计，建良策的留侯张良也如同范蠡。在功成名遂之后，“留侯乃称曰：‘家世相韩，及韩灭，不爱万金之资，为韩报仇强秦，天下振动。今以三寸舌为帝者师，封万户，位列侯，此布衣之极，于良足矣。愿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游耳。”（《留侯世家》）张良也明白“亢龙有悔”的道理，所以愿意弃官而去。很奇怪的是，张良的话“此布衣之极”同范蠡的话竟一字不差，相差几百年的两个人物竟然以同样的语句重复同样的哲理，这不能不使人惊叹！
    同样使人警异的是，范蠡说过的话几百年后韩信又重复了一遍！范蠡自知“盛名之下，其实难符”，又劝说大夫种及时隐退，说辞是：“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子何不去？”（《越王句践世家》）《淮阴侯列传》载：“汉六年，人有上书告楚王信反，高帝以陈平计”轻而易举地抓到了韩信，韩信这时说：“果若人言，‘狡兔死，良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天下定，我固当烹！”范蠡说这番话是自己已经醒悟，为了启发别人的觉悟；韩信说这番话则是后悔自己不能早觉悟。这句话所包含的哲理就是“物极必反”、“物盛而衰”，事物到了极限时就要走向自己的反面，只不过在这里，深奥的哲学道理用普通人的话表现出来罢了！
    3.司马迁详尽地记载了《周易》给予中国历史进程的影响。
    首先，司马迁第一次完整地系统地记述了《周易》的萌芽、产生、发展、成熟的过程，对伏羲、周文王、孔子的功绩各给予了客观的评价。司马迁认为，《周易》是伏羲和周文王两个人完成的：“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太史公自序》）“西伯盖即位五十年。其囚羑里，盖益《易》之八卦为六十四卦。”（《周本纪》）周文王完成并发展了《易》，所以名之为《周易》。孔子对《周易》的贡献是什么呢？“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孔子世家》）即是说，孔子的贡献是为《周易》作了《十翼》。如果没有《十翼》，《周易》就缺少翅膀，就不会飞得那么高，那么远。孔子对于《周易》的发挥与传播有巨大的贡献，他揭示了《周易》的内涵，赋予了它哲理的意味，提高了它的地位。
    孔子对《周易》的热爱与推崇，那种无限神往的憧憬，的确给后来的人以极大的影响。孔子“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同上）孔子对《周易》竟至欣赏到了这种地步，确实还没有一部书能够使孔子如此地如醉如痴。他把能够继续研究《周易》当作人生的最高追求，这本身就是对《周易》的最高赞赏！“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同上）孔子对《周易》的评价就是司马迁对《周易》的评价，司马迁对《周易》的评价就是后来学术界人士对《周易》评价的参照体系。
    其次，司马迁对历代政治与《周易》的关系研究之后指出，自古以来称帝王的人有两件大事是非做不可的，其一是卦禅，其一就是卜筮：“自古受命而王，王者之兴何尝不以卜筮决于天命哉！其于周尤甚，及秦可见。代王之入，任于卜者。太卜之起，由汉兴而有。”（《日者列传》）司马迁的结论可以概括为一句话，那就是政治家离不开《周易》。《史记》详尽地记载了《周易》对中国政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