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这次更名发生在1994年。从1994年第1期起， 《年鉴》杂志又更名为《历史·社会科学年鉴》；与此同时，编委会也进行了调整，有五位编委加入了进来。这次更名值得注意，需要多说几句。这不仅是因为，它是发生在不久之前的事，国内还不很了解，而且因为这次更名多少与前两次有些不同。如果说《年鉴》杂志1929年的定名和1946年的更名主要是出于年鉴学派本身发展的需要，以反映学派倡导的学术走向的话，那么这次更名虽然也包含这层意思，但却同学派近年来遭到的批评和新史学近期发生的新变化有关。这次更名反映出年鉴派对西方史学新变化的回应和对自己的学术主张和发展战略的调整。这就更应引起我们的注意。好在关于这次更名，除《年鉴》杂志的编辑部文章外，俄国历史学家尤里·别斯梅尔特内和《年鉴》杂志编委、原责任秘书贝尔纳·勒佩蒂以及编辑部新主任让－伊韦·格勒尼埃进行了通信（注：参见《奥德修斯。1994》，俄文版1994年，第314-321页。）。 这些资料为我们提供了必要的信息。
    《年鉴》杂志的编辑部文章强调指出，杂志的更名并不表明与过去传统的决裂。文章指出，年鉴派从创立时起就把历史学与其他学科的合作看成是重要原则之一。另一原则是不断的探索和更新。正是遵循不断更新的原则，现在需要改变原来的观察历史的传统做法，即把历史分为三部分（经济、社会制度、文化）并通过这三部分来观察历史的做法。现在需要的是根本不同的分析范畴和全新的方法，而为了创建它们就必须十分积极地与其他社会科学对话。这就是杂志更名的原因。为此，新编委会还提出了两条他们认为是最重要的活动原则：寻找新的认识方法；特别关注当代及由当代产生的对学术研究的需求。
    可惜编辑部文章篇幅不长，只有一页半纸，只能言简意赅地谈及编委会的意图，要想较详细地了解杂志的变化，还需要借助俄法历史学家之间的有关通信和其他有关的资料。
    勒佩蒂在1994年10月的回信中承认，《年鉴》杂志的更名、编委会的调整与近年来法国国内外对年鉴派的批评有关。不过他认为这种批评是从80年代中期开始的。实际上，如前所述，对年鉴派的批评与70年代围绕新史学的争论密切相联。可见，对年鉴派的批评和责难在70年代就已开始了。这些批评和争议涉及年鉴派的一些基本概念，如长时段和短时段的关系，总体史和局部史的关系，定量和定性的关系，叙述和分析的关系，描述语言和分析语言的关系等等。这些基本概念问题的争议和自80年代初以来叙事史著作在法国日益畅销的事实结合在一起，使人们更感觉到年鉴派-新史学所暴露出来的一些缺点和弊端，如过分重视长时段的宏观研究，忽视政治事件和人物；过分强调计量和系统数据，忽视可读性乃至史学的特性，等等。
    勒佩蒂在信中谈到年鉴派对这些批评的态度。他说，起初，他们准备接受下来，后来开始从更广泛的角度来加以考虑。这就涉及到他们对近年西方史学中发生的变化的看法。勒佩蒂认为，史学研究中回到传统的历史撰写方法的倾向增强了。与分析社会条件相脱离的思想史和政治史，向编年方式的叙述方法的回归，对伟人传记的兴趣的增长--所有这些是普遍缺乏信心的表现。因此，对年鉴派批评的增多，其意义与其说在于它们的内容，不如说在于它们的社会涵义：它们是为了争取恢复旧的研究方法。因而这些批评证明，学术界已失去了共同的方向。勒佩蒂还指出，不断扩大的大学教学与研究工作之间的裂痕，说明研究工作者之间不能就课题或方法的敦轻敦重达成共识。
    勒佩蒂强调，《年鉴》杂志1988年和1989年的两篇编辑部文章已看到这些情况，并提出必须重新为集体确定思考和工作的方向。文章还提出了一些具体建议。文章特别强调了两条原则：第一，既然历史学属于社会科学，它就拥有以操作和实验为基础的研究方法，也就是说，所说的东西的可靠性要由实践来检验。第二，跨学科性是一种文化转换。双方借用的基础是已经形成的这些学科的语言，对它们的忽视是危险的。上述编辑部文章还提出两个应优先考虑的课题：一是自我认同和社会联系；二是学科所使用的时间模式。
    勒佩蒂强调，对年鉴派的批评以及史学研究中出现的新现象说明史学界对今后的发展缺乏共识，这同《年鉴》杂志编辑部文章说的“我们继续探索”是一致的。这表明，西方新史学正面临新的转折。这个转折还远未完成。年鉴派正在为重新确定发展方向积极提出建议和课题。不过，勒佩蒂认为，对年鉴派的批评只是为了恢复旧的研究方法。这点却是需要作些说明的。对年鉴派的批评，简单说来，来自两个方面。其中固然有来自传统叙事史学的批评和责难，但不乏来自新史学自身的批评和争议。如著名新史学家杜比、孚雷、伏维尔、诺位等均对总体史、历史事件、长时段等概念提出新的思考。因此，如果说对年鉴派的批评和史学的新变化都是为了恢复旧的研究方法就会让人以为是回到传统史学方面去。实际上，对事件史、传记和叙事史的回归既有革新的一面，又有继承的一面。新的事件史和传记与传统史学是有质的区别的。在这里，某个政治事件或者某个人物的命运可以折射出深刻的社会进程，而后者的形成又离不开长时段的社会结构。同时这些事件和人物又需折射出由当时的社会条件所决定的社会发展趋向。这同传统史学的政治史是很不相同的。年鉴派第三代著名史家勒高夫甚至认为，正是新政治史有可能会成为整个新史学的“核心”（注：勒高夫：《政治史还是历史的脊梁骨吗？》，俄译文载《论文》1994年第4期，第190页。）。
    需要指出的是，对年鉴派的批评既然与围绕新史学的争论有关，这就不只是牵涉到上述这些概念。或者换个说法，这里还包含着更为深刻的意义和性质。因为这场争论涉及到史学研究一系列有关历史认识论和史学方法论的根本问题。例如，关于在历史进程中一般的和特殊的，集体的和个别的相互关系问题就是其中之一，也即宏观进程和微观进程的相互关系问题。如果说，不久以前对群体性现象，特别是群众心态的研究还是新史学的“时髦”的话，那么现在越来越吃香的是对独一无二的现象，具体的事例，单个的、不可重复的事件的研究，尤其在政治领域。这不是一个简单的研究兴趣或角度的改变，而是反映了当代的历史认识主体在认识过去时遇到的困难以及如何克服的问题。这自然是历史认识论的根本问题。譬如，有学者认为，这个个别和一般的问题反映了人文科学认识中的两种对立的方法：一方面，人文科学通过史料文本研究“理想的现实”，其目的，与自然科学一样，在于揭示一般的、相似的和不变的；另一方面，人文科学要求把每一文本看成是历史主体建立的不可重复的“著作”，通过它研究者可以进行平等的对话，从而进行对文化遗产的无尽的反复思考。这样，“自然科学的精确性和艺术的渗透力”就成为人文科学认识的逻辑的两极（注：Л。М。巴特金：《爱好：文化文选》，莫斯科1994年俄文版，第38-46页。）。然而，这两极的关系如何，这两种对立的方法可否协调等等问题都需要进一步探讨。这里且不去说它。我们在这里举这个例子只是想说明，这里涉及的是有关历史认识论的根本问题。
    在争论中涉及到的类似的历史认识论问题还有不少。如历史研究的对象问题，如何最大限度地发挥历史学家的认识功能问题，文本问题，历史综合问题等等。这些问题集中反映了历史认识的一个基本特性，即认识主体与被认识的历史客体的分隔问题。这种分隔使历史学家（认识主体）在与史料的对话中必然会遇到许多困难，甚至是很难克服的困难。这些困难是由认识主体的认识潜能的局限性造成的，也是由历史客体的“不透明性”造成的。这就使得任何历史认识，或者人们对历史的知识总是带有相对性。然而，许多新史学家都不赞成在这些困难面前无所作为，而是努力寻求扩大史家认识潜能的方法，思考如何把史家从史料中获得的信息更好地与对它们的解释相结合。目前这个过程还在积极的进行中。这是很值得我们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