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当前，面对各种史学思潮，包括被不断引进的西方史学理论的冲击，我们不但要坚持唯物史观，而且要丰富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在这方面，我的想法还不够完善，只能提出两点粗略的看法。
    一是要加强中国史的研究，尤其是加强中国社会发展史的研究，以中国历史发展的实际去丰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如前所述，马克思、恩格斯曾将西欧以外广大地区前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划归“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范围，并同时勾勒了一些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特征。现在看来，尽管马克思、恩格斯对古代东方社会结构及发展路径不同于西方的基本估计是正确的，但限于他们所处时代对东方了解的程度，他们有关亚细亚社会形态特征的具体描述尚存在着某些不够精准的地方。众所周知，马克思、恩格斯也把中国归入了亚细亚社会的类型，这无疑对我们研究中国历史具有指导意义，然而毋庸讳言的是，我们有关古代中国社会结构特征的具体描述同样存在着不够精确的问题。这或许是他们接触到的有关中国的资料来源受到某些局限所致。鉴于这种情况，认真研究中国历史，实事求是地总结出一套古代中国社会结构的特征及其发展规律，对于丰富和完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就显得十分重要了。已有不少学者指出，中国古代文明是植根于自己本土的文明，并且在以后数千年的发展中未曾中断，可以称得上是一种自然生长的文明体系，因而中国历史的发展比较起其他文明来说，更具有典型性，以之为标本解剖其发生、发展的历程，将更有助于说明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
    二是要善于吸收西方史学及中国史学遗产的优秀成份。中国史学遗产，远的不说，就近一个世纪的情况来说，像梁启超、王国维、顾颉刚、陈寅恪等诸位史学大师的主张，都不乏真知灼见，也可以说含有与唯物史观某些相通之处，如王国维的“两重证据法”，应当就是一种对于古史研究的朴素的唯物主义的方法论，以至于今天广大史学工作者仍以之作为古史研究的基本通则。又如顾颉刚提出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观点，当年郭沫若即认为它“的确是个卓识”。（注：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04页。）这个观点至今未能被动摇，因为它发现了中国旧的古史系统含有后人层层附加的成份，而这些附加的东西乃是源于人们所处时代的各种思想意识，这无疑是具有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倾向的。
    至于近年不断涌入的西方史学理论，我们更不必对之大惊小怪。对于其中一些带有明显政治企图，披着学术外衣而意在诬蔑、攻击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东西，我们自然要驳斥之、坚拒之。但我相信，多数介绍到国内来的西方史学理论不是这种性质。其中有唯心主义的东西，或与我国史学工作者思维方式不相协调的东西，时间长了，自然没有了市场；另有相当部分西方史学、人类学或社会学的理论，确实蕴含着对于人类社会客观历史发展过程的某些局部性的规律的总结，或者含有对于历史研究方法的有益的探讨，一些内容也是与唯物主义精神相通的。如法国年鉴派大师布罗代尔的长时段理论，其将物质因素视作历史运动的基础，亦即历史发展的主要原因的观点，无疑就受到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影响，他的理论当然应受到我们的重视。近年，在有关文明起源的研究中，西方人类学者提出的诸如“新石器革命”、“农业革命”、“城市革命”等命题也正引起人们的广泛兴趣，这些理论赋予生产力的进步以决定性的意义，把它当作人类进步的基本动力，其基本观点也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原理的，我们同样没有理由拒绝从这些理论中去获取有价值的成份。马克思主义应当是开放的，我们应当善于吸收古今中外一切有益的史学理论和方法，使我们的唯物史观永葆活力与青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