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在文学批评史上的地位是举世皆知的，然而这部著作在史学批评史上亦具有承上启下之重要地位。这既表明了刘勰的卓越学识，又表明文、史两科之内在相通之处。以下概述刘勰的史学批评取得的成就。
    一、论史学的性质作用
    刘勰认为，史学可以使人们了解古代之事，“居今识古，其载籍乎？”①这就把历史和现实通过史籍而联系起来。
    他又指出，史学具有“彰善癉恶，树之风声”的社会功能，以对善人的表彰和对恶人的批判去端正世风。而且不单能教诫当世之人，也能教诫后世之人，“世历斯编，善恶偕总。腾褒裁贬，万古魂动”。历史反映了世间的历程，善恶是非都容纳在内，对人物的褒扬或者贬斥，在千万年之后都会震动人的心灵。刘勰的这个认识是对《左传》以降所强调史学之惩恶劝善作用的进一步细致发挥：史学既惩恶励善，也就是对世人施以教化，树立良好的社会风气。晋司马彪曾说过：“先王立史官以书时事，载善恶以为沮劝，撮教世之要也。”②其后袁宏进一步将史学的“教世”作用抽象为“笃名教”，“夫史传之兴，所以通古今而笃名教也。”“略举义教所归，庶以宏敷王道”。③所谓名教，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封建礼教的别名，刘勰所主张以史学树立社会风气，亦以名教标准为归。《文心雕龙·史传》论事一般只是几个字或一二句话，但论不应给女后立本纪，则不惜笔墨，“及孝惠委机，吕后摄政，班史立纪，违经失实。何则？庖牺以来，未闻女帝者也。汉运所值，难为后法。牝鸡无晨，武王首誓；妇无与国，齐桓著盟；宣后乱秦，吕氏危汉：岂唯政事难假，亦名号宜慎矣。张衡司史，而惑同迁固，元平二后，欲为立纪，谬亦甚矣。寻子弘虽伪，要当孝惠之嗣；孺子诚微，实继平帝之体。二子可纪，何有于二后哉？”在刘勰看来，无论如何不能为女性立本纪，即使确实行使过皇权也不可以，其理由只是“名号宜慎”。从司马迁这刘勰，几代史家对本纪收载人物的认识演化，是耐人寻味的。司马迁本着反映历史实际的想法，将推翻暴秦，曾为天下霸主的项羽列入《史记》的本纪，将“亡秦首事”的陈涉列入世家。班彪《略论》就指责司马迁“进项羽、陈涉而黜淮南、衡山，细意委曲，条例不经”。班固继续父亲这一观点，在《汉书》中将项羽、陈涉分别从本纪、世家中勾除。而刘勰仍嫌班固坚持名教不够，为吕后立纪“违经失实”。这依次批判前人的现象显示出封建史学与纲常礼教结合得越来越紧密。
    刘勰还认为，“原夫载籍之作也，必贯乎百氏，被之千载，表徵盛衰，殷鉴兴废；使一代之制，共日月而长存”。这句话说明史书的编著，必得通贯百家之说，使之流传千载，表明盛衰的原因，以兴废作为鉴戒，使得一代的制度，同日月永存。这就指出史学能够提供封建统治制度的典范模式。这个思想是对前代以史为鉴思想的细致发挥。早在《尚书》的《召诰》、《酒诰》、《无逸》等篇章中，就提出了“监”于史的思想。《诗·大雅》中的《荡》、《文王》等篇章也谈到要“鉴”于殷亡。《左传·庄公二十三年》则指出“君举必书”以为后嗣观。从此，以史为鉴思想成为封建史学的基本观念之一。魏晋南北朝的史家亦多次说明这一观点。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并不简单复述，而是根据时代需求予以发挥。此期现实特点是政治动乱不息，权力再分配频繁，因此一些史家力求从总结历史入手，勾勒出理想的、稳定的封建秩序典式。西晋杜预认为《春秋》“上以遵周公之遗制，下以明将来之法。”④东晋常璩亦云：“夫人为国史，作为圣则”，“天人之际，存亡之术，可以为永鉴也。”⑤北魏李彪更认为史学之建立，“此乃人间之绳式也。”⑥经过一步步演化，史为国家典式的思想就成熟了。南朝宋时，尚书推荐著作郎徐广修国史的奏表云：“帝典焕乎史策”。⑦范晔称班彪作史“敷文华以纬国典”⑧。这些观点为刘勰“一代之制”说所本，我们看到，封建政治对封建史学提出了更高、更具体的资政要求。
    二、概评历代史家和史书。
    《史传》篇对从黄帝到东晋的重要史家及史书作了概评，多则数句，少则二字，当然是很粗糙简单的，但毕竟勾勒出一条贯通史学发展过程的基本线索。惟其语句简短，也就力求突出每一史家、史书的最主要特点。
    该篇从史学的起源谈起，指出黄帝时代就有史官记录政事。古有左史、右史，分记言、事，言有《尚书》，事为《春秋》。周公创立史法，周王室有史，诸侯国亦有史。孔子作《春秋》，特点是“举得失以表黜陟，征存亡以标劝戒。”《左传》是为传《春秋》而作，确是圣人之文的“羽翮”，史书编纂的“冠冕”。《战国策》只是记录当时史事的简策，实为史料，“故即简而为名也。”陆贾《楚汉春秋》稽考的是汉灭秦、楚的历史。到了司马谈，其家世代为史。司马迁把本纪、列传、书、表结合起来编成《史纪》，虽然和以往史书体例不一样，但史事叙述却有条理。刘勰引用班彪《略论》对《史记》的评语，认为其优点是“实录无隐”，“博雅弘辩”；缺点是“爱奇反经”，“条例蹐落。”至于班固《汉书》，十志内容丰富，赞序文辞宏丽，“儒雅彬彬”，读起来饶有“遗味”。刘勰也引用仲长统的评语，班固作史优点为宗法经典，尊奉圣人，内容丰富，条理清楚；缺点是埋没父亲始作之功，收受贿赂而有曲笔。班固为吕后作本纪和张衡欲为元帝王后作本纪，“谬亦甚矣。”刘勰又指出东汉的纪传体史书，最早出于东观。袁山松（《后汉书》）、张莹（《后汉南记》）偏颇繁杂，薛莹（《汉后记》）、谢承（或谢沈）（《后汉书》）疏谬不实。司马彪（《续汉书》）详实，华峤（《后汉书》）准当。魏蜀吴三国鼎立，有关纪传很多，有（孙盛）《魏阳秋》、（鱼豢）《魏略》、（虞溥）《江表传》、（张勃）《吴录》这类书，有的激扬慷慨以徵信，有的空疏迂阔不得要领。唯独陈寿《三国志》文辞和内容结合洽当，世人把陈寿比作司马迁、班固，并非虚誉。刘勰认为晋史之作与晋代著作一职有很大关系。陆机始作（《晋纪》）未成，王韶之续修也未完。干宝的《晋纪》详实而有条理，孙盛《晋阳秋》则以简约扼要见长。
    《文心雕龙》的其它篇章，也时有评论涉及史书。如《谐隐》篇指出，“谐”用意在于讽喻，司马迁《史记》特别立《滑稽列传》，就是因为谐辞包含深刻道理，“子长编《史》，列传《滑稽》，以其辞虽倾回，意归义正也。”又指出隐语收入史书之作用，“隐语之用，被于纪传，大者兴治济身，其次弼违晓惑。”又如《谋子篇》，谈到《史记》中有许多作战的谋略，西汉末年，中央政府不愿诸候王得到此书，“昔东平求诸子、《史记》，而汉朝不与；盖以《史记》多兵谋，而诸子杂诡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