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传统历史编纂学中，有某些固有的概念、名词，构成若干对子，揭示着史学的内部、外部联系。刘勰是如何看待这些对子的呢？
    文与质，有时是指文辞与内容，有时指形式与内容。这两种含义接近，反映的都是思想内容和表现手段的关系。刘勰认为二者是统一的，互相依靠，“文附质也”、“质待文也”。（16）但他认为二者是分主次的，思想内容为主，表现手段要从属于思想内容，“况乎文章，述志为本。言与志反，文岂足征？”“理定而后辞畅，此立文之本源也。”（17）
    文与史，即文学与史学的关系。刘勰以文学家论史，自然较注重这个问题。他认为文史是相通的“盖《周书》论辞，贵乎体要”。（18）史要借助于文，刘勰举出许多史家颇具文才，晋代“其文史则有袁（宏）、殷（仲文）之曹，孙（盛）、干（宝）之辈，虽才或浅深，珪璋足用。”（19）他指出司马迁是位纯正的史家，但文辞很擅长，“子长纯史，而丽缛成文。”（20）班彪和班固，刘向和刘歆都是父子史家，精于文学，“二班两刘，奕叶继采。”还有“张衡通赡，蔡邕精雅，文史彬彬，隔世相望”。“孙盛、干宝，文胜为史；准的所拟，志乎典训。”（21）以上两个观点在刘勰之前也有人谈到，刘勰不过是稍有发挥。但他关于文也要借助于史的见解，则富有新意。他在《文心雕龙》专撰《事类》篇，论文学写作如何运用历史典故，开首即解题：“事类者，盖文章之外，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者也。”又说：“《大畜》之《象》，‘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亦有包于文矣。”他举例说，扬雄作《州官箴》，曾参照《尚书》；刘歆作《遂初赋》，也多引史书。（22）
    基于上述文质、文史统一观点，刘勰在评论史书时，综合考虑各个方面，如评《汉书》“赞序弘丽，儒雅彬彬”；《三国志》“文质辨洽”；尤其推崇《左传》的文采，“辞宗丘明”。
    关于经与传的关系，刘勰指出：“常道曰经，述经曰传。”（23）即不变的常理叫经，经的解释文字叫传。“传者，转也；转受经旨，以授于后。”他认为，《春秋》“褒见一字”，“贬在片言”，文字太简，使得“睿旨幽隐，经文婉约。”左丘明与孔子同时，了解了孔子蕴含在《春秋》中的“微言”，“乃原始要终，创为传体。”
    关于经和史，由于刘勰认为“常道曰经”，进一步引申，经也就是可供后世效法之典籍，“言经则《尚书》，事经则《春秋》”。从这两部书来说，史与经就是一回事。在另外的情况下，刘勰强调史是从属于经的，经是史之灵魂，经和圣人又是一致的。他评论史书的首要标准，是视其对经与圣人的态度。《左传》是传经的，所以得到的评价相当高，“实圣文之羽翮，记籍之冠冕也。”《史记》的主要缺点是“爱奇反经之尤”，《汉书》的主要优点是“宗经矩圣之典”。谈到史书编写，“是立义选言，宜依经以树则；劝戒与夺，必附圣以居宗。”可见其封建正统思想多么浓厚。
    五、论评论方法
    他不但发表了一些有影响的史学批评观点，而且探索了一些批评方法。
    刘勰善于比较批评，如他比较《尚书》、《春秋》两书文字的难易与含义的深浅，“《尚书》则览文如诡，而寻理即畅；《春秋》则观辞立晓，而访义方隐。”（24）这是个颇有趣的说法，《尚书》虽看起来文字艰深，但寻其含义却易于明白； 《春秋》的词句一看就懂，但了解其含义却很困难。其实，这种现象的产生是儒者将《春秋》神秘化所致。《史传》篇多并举史书或史家比较不同特点，如《尚书》和《春秋》的内容比较；《左传》和《史记》的体例比较；袁、张“偏驳不伦”，薜、谢“疏谬少信”，与司马彪之“详实”，华峤之“准当”之比较，等等。
    《史传》篇云：“至于寻繁领杂之术，务信弃奇之要，明白头讫之序，品酌事例之条，晓其大纲，则众理可贵。”这四条既是著史方法，也是评史方法。《序志》篇谈到批评方法时又云：“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这是泛指批评，当然也包括史学批评。我们在《史传》篇就可以看到这几种批评方法的应用：第一条“原始以表末”，论史学自起源直叙至东晋。第二条“释名以章义”，谈及《左传》，就阐释“传”的含义和作用。第三条“选文以定篇”，选出史学各个发展时期有代表性的史书、史家进行论评，揭示其主要特点。第四条“敷理以举统”，辨析各种史体间的关系，指出其源本、特点、功用。
    刘勰旨在撰写文论，但在史学批评方面颇有成绩，这是偶然的吗？显然不是。
    第一，他能够论评史学，在于他认为一切学术的根本宗旨都是“宗经”、“附圣”。他自述《文心雕龙》“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25）文学要服从这个宗旨，史学也要服从这个宗旨。他正是在这个总的前提下进行史学批评的。而且他认为史学与文学有非常紧密的内在联系，在论述到某些问题时，他甚至把史学看作文学的组成部分。所以他能够在文论中兼及史学批评，并不奇怪。
    第二，他具有较强的哲学思辨能力。这与他精于佛学有一定关系。他曾与著名佛门学者僧祐居处十余年，遂博通经论，“为文长于佛理”，（26）受到佛教的因明学的影响。因而他能够从宏观角度来把握史学发展的过程，能够高屋建瓴地评述史学现象。《文心雕龙》论评问题，纲目清晰，逻辑严密。
    第三，从先秦以来逐步发展的史学和史学批评，给他提供了必要的素材和基础。我们仅以《史传》篇为例做二个简单统计，就可见刘勰深厚的史学素养和对前人成果的悉心利用。该篇引用前人观点、语句、语意，出自以下各书：（按首次出现顺序排列）《说文·叙》、《礼记·曲礼》、《白虎通》、《谷梁传》、《左传》、《春秋左氏传序》、《后汉书》、《毛诗序》、《谷梁传序》、《史记》、《汉书》、《战国策序》、《昌言》、《尚书》、《华阳国志》、《汉仪注》、《汉旧仪》、《公羊传》、《荀子》。该篇论及或提到的史家或史籍：（以首次出现顺序排列）《礼记·曲礼》、《尚书》、《春秋》、孔子、左丘明、《左传》、《战国策》、陆贾、《楚汉春秋》、司马谈、司马迁、《史记》、班固、《汉书》、张衡、袁山松（《后汉书》）、张莹（《后汉南纪》）、薜莹（《汉后记》）、谢承（或谢沈）（《后汉书》）、司马彪（《续汉书》）、华峤（《汉后书》）、（孙盛）《魏阳秋》、（鱼豢）《魏略》、（虞溥）《江表传》、（张勃）《吴录》、陈寿《三国志》、陆机（《晋纪》）、王韶之（《晋纪》）、干宝《晋纪》、孙盛《晋阳秋》、邓璨《晋纪》、傅玄（《傅子》）、公羊高（《公羊传》）、南史氏、董狐。以上括号中人名或书名为刘勰骈句语意所含。从这二个初步统计可见刘勰并非束书不观而发空言之人。